全 文 ：·106· ·107·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Chinese Cadres Tribune
2013.04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3.04
白羽扇豆上的露珠
文 _ 侯文蕙
—读《沙乡年鉴》
沙乡在威斯康星州中部，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地质时代
却仍保留着冰川时代的许多残迹的地区，因为多沙，俗称
沙乡。在这里，除了沼泽、湖泊和丛林，就是草原、沙地和
丘陵。它没有令人仰望、叹为观止的高山峻岭，也没有可供
冒险、让人奋进的急流险滩；它的湖泊平静如镜，它的沼泽
难以涉入，它的沙地不适于种植。因此，它既难以吸引旅游
者，也难以吸引靠谷物发迹的农民。大约正因为如此，它才
能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平和与安详。
读书观影
“沙乡是贫瘠的。” 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
年）说。即便如此，1935年，这位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仍
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沙乡一个废弃的农场和一个原本是
鸡舍的破旧的木屋。不过，利奥波德购买这块土地并不只
是要躲避城市的喧嚣。他的初衷本是为了有一个打猎的营
地，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在这里进行生态完整性的探索才
是他真正的愿望。他极力想搞明白，为什么疲惫的沙乡农
民纷纷迁往别处，甚至联邦土地银行提供特别优惠的贷
款利率也挽留不住他们。自此，直到1948年，利奥波德和
他的家人几乎每个假期和周末都要来这里度过。他们种
树，观察，做物候记录，读书……或者，就如他自己所说，
是“试图用铲子和斧子去重建我们在其他地方正在失去的
那些东西”。
在沙乡度过的日日夜夜都是令人难忘的。利奥波德发
现，这片貌似荒凉和贫瘠的土地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活力的
生命共同体，是一幅不停滚动的绚丽多彩的生命画卷。在
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不论大小，不分贵贱，全都各守其位，
各司其职，共同推动着共同体的运转。他甚至怀疑，沙乡是
否真的像人们想象得那样，是贫瘠的。他说：
“有时在六月份，当我看见挂在每一株白羽扇豆的
露珠所给予的分外恩惠时，我就怀疑，沙乡是否真是贫困
的。在一个获取利润的农场的土地上，是连白羽扇豆也长
不出来的，更不用提什么搜集那每天都会有的五彩缤纷的
露珠了。他们一长出来，清除杂草的官员们—他们是很
少看到带着露珠的黎明的，就会毫不迟疑地坚持，必须把
它们清除掉。那么，经济学家们是否知道白羽扇豆呢？”
利奥波德逐渐悟到，一片土地的富饶或贫瘠，并不是
单由其经济的可行性所确定的。正是在这里，通过观察和
思考，利奥波德对生命与死亡，发展与停滞中的种种不可
测的因素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也正是在这里，在和土地
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利奥波德形成了一种高尚的对待土地
的谦恭态度。
1948年4月的一个周末，利奥波德和妻子及最小的女
儿又来到木屋。不幸，两天后，利奥波德在救火的途中因
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了。一年后，一本小书问世了，书名取作
《沙乡年鉴》。
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则不仅是一种伦理
学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通
过实践得来的生态学上的科学结论
《沙乡年鉴》是利奥波德思考的结晶，也是他的精神
再现。实际上，这本书并不仅仅是对沙乡的描述，它还包括
其他两个部分：一组对过去40年里自己遍布北美的经历的
随笔和四篇从理论角度来总结自己观点的文章。在最后一
篇文章中，利奥波德通过自己毕生对土地的认识，提出了一
个全新的哲学概念—土地伦理。他认为，土地并不只是
土壤，它是一个包括气候、水、植物和动物的共同体，人则是
“这个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和公民”。这便是土地伦理观，“它
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的尊敬”。
利奥波德的这个将人和土地看做一个整体的论点，虽
与西方传统的“万物为我，我为上帝”的天人相分观有悖，
却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尤其是北宋著名理学家
的“人与天地一物也”的论点相合。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忘
记，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中国古代精英们
修身养性的最高追求，它并不涉及任何自然的各种物种的
关系。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则不仅是一种伦理学观念，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通过实践得来的生态学上
的科学结论。
利奥波德曾说，他的土地伦理观只是生活旅程的一个
最终成果。在《沙乡年鉴》中，利奥波德曾记述了这个旅途
中的一些插曲。其中，最动人心弦的是他在《像山那样思
考》中的那段描述：
“峭壁下面，一条湍急的河蜿蜒而过。我们看见一只
雌鹿—当时我们是这样认为—正在涉过这条激流……
我们错了：这是一只狼，另外还有六只显然正在发育的小
狼也从柳树丛中跑了出来……”
早年的利奥波德是一个坚定的功利主义资源保护主
义者，对把资源分为“有用”和“无用”，“有利”和“无利”
读书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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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3.04
白羽扇豆上的露珠
文 _ 侯文蕙
—读《沙乡年鉴》
沙乡在威斯康星州中部，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地质时代
却仍保留着冰川时代的许多残迹的地区，因为多沙，俗称
沙乡。在这里，除了沼泽、湖泊和丛林，就是草原、沙地和
丘陵。它没有令人仰望、叹为观止的高山峻岭，也没有可供
冒险、让人奋进的急流险滩；它的湖泊平静如镜，它的沼泽
难以涉入，它的沙地不适于种植。因此，它既难以吸引旅游
者，也难以吸引靠谷物发迹的农民。大约正因为如此，它才
能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平和与安详。
读书观影
“沙乡是贫瘠的。” 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
年）说。即便如此，1935年，这位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仍
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沙乡一个废弃的农场和一个原本是
鸡舍的破旧的木屋。不过，利奥波德购买这块土地并不只
是要躲避城市的喧嚣。他的初衷本是为了有一个打猎的营
地，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在这里进行生态完整性的探索才
是他真正的愿望。他极力想搞明白，为什么疲惫的沙乡农
民纷纷迁往别处，甚至联邦土地银行提供特别优惠的贷
款利率也挽留不住他们。自此，直到1948年，利奥波德和
他的家人几乎每个假期和周末都要来这里度过。他们种
树，观察，做物候记录，读书……或者，就如他自己所说，
是“试图用铲子和斧子去重建我们在其他地方正在失去的
那些东西”。
在沙乡度过的日日夜夜都是令人难忘的。利奥波德发
现，这片貌似荒凉和贫瘠的土地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活力的
生命共同体，是一幅不停滚动的绚丽多彩的生命画卷。在
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不论大小，不分贵贱，全都各守其位，
各司其职，共同推动着共同体的运转。他甚至怀疑，沙乡是
否真的像人们想象得那样，是贫瘠的。他说：
“有时在六月份，当我看见挂在每一株白羽扇豆的
露珠所给予的分外恩惠时，我就怀疑，沙乡是否真是贫困
的。在一个获取利润的农场的土地上，是连白羽扇豆也长
不出来的，更不用提什么搜集那每天都会有的五彩缤纷的
露珠了。他们一长出来，清除杂草的官员们—他们是很
少看到带着露珠的黎明的，就会毫不迟疑地坚持，必须把
它们清除掉。那么，经济学家们是否知道白羽扇豆呢？”
利奥波德逐渐悟到，一片土地的富饶或贫瘠，并不是
单由其经济的可行性所确定的。正是在这里，通过观察和
思考，利奥波德对生命与死亡，发展与停滞中的种种不可
测的因素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也正是在这里，在和土地
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利奥波德形成了一种高尚的对待土地
的谦恭态度。
1948年4月的一个周末，利奥波德和妻子及最小的女
儿又来到木屋。不幸，两天后，利奥波德在救火的途中因
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了。一年后，一本小书问世了，书名取作
《沙乡年鉴》。
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则不仅是一种伦理
学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通
过实践得来的生态学上的科学结论
《沙乡年鉴》是利奥波德思考的结晶，也是他的精神
再现。实际上，这本书并不仅仅是对沙乡的描述，它还包括
其他两个部分：一组对过去40年里自己遍布北美的经历的
随笔和四篇从理论角度来总结自己观点的文章。在最后一
篇文章中，利奥波德通过自己毕生对土地的认识，提出了一
个全新的哲学概念—土地伦理。他认为，土地并不只是
土壤，它是一个包括气候、水、植物和动物的共同体，人则是
“这个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和公民”。这便是土地伦理观，“它
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的尊敬”。
利奥波德的这个将人和土地看做一个整体的论点，虽
与西方传统的“万物为我，我为上帝”的天人相分观有悖，
却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尤其是北宋著名理学家
的“人与天地一物也”的论点相合。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忘
记，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中国古代精英们
修身养性的最高追求，它并不涉及任何自然的各种物种的
关系。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则不仅是一种伦理学观念，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通过实践得来的生态学上
的科学结论。
利奥波德曾说，他的土地伦理观只是生活旅程的一个
最终成果。在《沙乡年鉴》中，利奥波德曾记述了这个旅途
中的一些插曲。其中，最动人心弦的是他在《像山那样思
考》中的那段描述：
“峭壁下面，一条湍急的河蜿蜒而过。我们看见一只
雌鹿—当时我们是这样认为—正在涉过这条激流……
我们错了：这是一只狼，另外还有六只显然正在发育的小
狼也从柳树丛中跑了出来……”
早年的利奥波德是一个坚定的功利主义资源保护主
义者，对把资源分为“有用”和“无用”，“有利”和“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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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主义原则确信不疑。那时，他认为，狼越少，鹿就越
多，因此，没有狼的世界，就是猎人的天堂。他写道：“在一
秒钟之内，我们就把枪弹上了膛，而且兴奋的程度高于准
确……那只狼已经倒了下来。”当他们到达那只老狼身边
时，看见它眼中闪烁的令人战栗的“绿光”。“这时，我察觉
到，而且以后一直是这样想，在这双眼睛里，有某种对我来
说是新的东西，是某种只有它和这座山才了解的东西。”自
那以后，他亲眼看到一个州接一个州地消灭了所有的狼，
也看见失去了狼的山被过多的鹿拖疲惫的状态。而最终，
则是大批失去天敌的饥饿的鹿的死亡。那个原本紧扣的
狼-鹿-森林的食物链被人破坏了。
利奥波德深切地感到，人为的变化，与生态学上的变
化相比，是一种不同序列的变化，其具有的影响要比意愿中
的，或意料中的广阔得多。因此，在自然面前，人类必须小
心谨慎，谦卑有礼，因为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破坏它的生态
完整性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他告诫道，只有“当一种事物有
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
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他呼吁人们以新的
意识对待土地，不再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在自然面前。这是
一种深刻的生态学意识，也是一个新时代的预言。
正如利奥波德研究专家苏珊·福莱德教授所言，利奥
波德的文章并不是乞求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的答辩书，也不
是通过渲染人们对生存危机的恐惧而宣扬世界末日的小册
子。“他力图在阐释土地功能的基础上去强化人们对土地
的了解，以激发人们对土地共同体的热爱和尊敬。他相信
通过了解和热爱，就会产生一种在行为上的道德感，从而
有助于维护或恢复这个共同体健全的功能。”
但是，在1949年，利奥波德的这本书并没有得到应
有的反响。战后的美国正沉浸在富裕和安适之中，各种新
科技的出现更增添了人的自豪感。直到1960年代，雷彻
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敲起环境危机的警钟时，人们
才开始反省自己和自然的关系。也只在这时，利奥波德的
土地伦理才得到了响应。利奥波德成了美国新环境运动的
“无形的领导者”。
如今，僻静的沙乡也名声在外了。越来越多的访问者
涌向这里，直奔沙乡，只是为了看一看利奥波德住过的那
座简陋的，孤独地隐藏在丛林中的小木屋。因为长年的风
（《沙乡年鉴》又名《沙乡的沉思》，［美］奥尔多·利奥波德著，侯文
蕙译；自1992年以来，该书在国内已出三版，第三版书名为《沙乡的沉
思》，2012年商务印书馆将其列入汉译名著系列，2013年6月即出，书名
为《沙乡年鉴》）
读书观影
吹日晒，木屋的未经油漆的木板已经变成了深褐色。木屋
前的空地上还保留着一个手压的水泵，一张粗糙的大木桌
和几条很宽的长木凳，旁边是一个用两根树杈支起来的野
炊架子，横搭在上面的粗木棍上挂着一个被烟熏得漆黑的
铁皮水壶。它们是利奥波德生态实践的见证者。
眼前，似乎有露珠在闪烁，—那是沙乡的特产，清
凉而透明。在雾霾和沙尘的笼罩中，那露珠又像是盏盏明
灯……
（作者：青岛大学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史小今）
不能忘却的警钟
文 _ 李继力
—重温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
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在国家机关和执政党内部存在
着种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腐蚀着党和国家的肌体。列
宁在他的一些著作，如《论粮食税》、《宁肯少些，但要好
些》、《给代表大会的信》等文章和书信中，对官僚主义的
“复活”深感忧虑。他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
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列宁全集》第43卷，人
民出版社第2版，第385页。以下凡是出现对《列宁全集》的引文，均出自人民出
版社第2版）。“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有什么东西把
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官僚主义是“我们内部最可
恶的敌人”（《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鉴于此，列宁不但从
历史、文化、经济等多方面揭示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而且
侧重从体制层面分析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并
提出了预防和克服官僚主义弊病的途径和方法。当下，重
温列宁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对于我们克服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官僚主义产生的体制归因分析
1.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命令主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
义。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帝国主义军事包围的严峻战争形势
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战时共产主义
经济体制，与此相应地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主
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在党政关系上，各种权力开始从苏
维埃集中到党手里；在上下级关系上，党内的权力逐渐集
中到上层领导机关的手中；在决策机构中，权力过分集中
在党政主要负责人手中。集权体制虽然在3年内战中发挥了
巨大的历史作用，但也产生了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弊端。这
种弊端一旦进入和平年代，就会暴露得更加明显，所产生
的消极作用也更大。它不仅窒息了经济正常发展的活力，也
妨碍了党和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正常开展。这些问题引起
了列宁的思考。列宁将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称为“真
正的‘寡头政治’”，他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使人民权利受
到极大的限制，就会形成一个“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
前处于特权地位”（《列宁全集》第2卷，第437页）的特殊阶层，从
而导致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做官老爷的官僚主义。
2.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导致文牍主义、办事拖拉的
官僚主义。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机构存在的机构臃肿、人浮
于事的现象表现出极大不满，1918年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共
有18个人民委员会部，到了1922年，人民委员会所属各委
员会已经繁衍到120个之多，而真正有用的不过16个。机关
人员膨胀了，而工作状况却很糟糕。列宁气愤地说，在这庞
大的机关人员中，“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呆着
怠工或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这种力量
对比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犊的汪洋大海
里”（《列宁全集》第43卷，第248页）。可见，当时在苏维埃国家机
关中，一方面机构林立，冗员庞大；另一方面，真正实干、
肯干、能干的人又不多。在这种状况下，文山会海、分工不
明、职责不清、办事拖拉的官僚主义也就顺势而生了。
3.学院式的空谈，舞文弄墨的习气，从而导致脱离实
际的官僚主义。列宁认为，在党和国家机关中，总有那么一
些人，他们局限在领导者的狭小范围内，以思想上的主观
片面性代替科学，代替实践。他们不去接触实际工作，不
去调查研究，不去研究科学已经向我们提供的东西，老是
醉心于改组，醉心于成立种种机构，醉心于制定一些不切
实际的工作计划，结果是一件实际工作也不能干到底。如
他曾经批评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普列奥普拉任斯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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