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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清初以来的三百多年间，在土地上辛苦劳作的中国农民，年复一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之外，
不知不觉中也参与和经历了很多局势上的变化，如人口的增加，市场的变化，主要种植作物的种类和种植技术的
改变，以及区域自然环境的变动等等。在上述变动之中，农民一方面展示出了极高的智慧，另一方面也付出了巨
大的劳动或代价。本专题所要展示的，是在上述转型或者变动当中，农民所遭受的严重的寄生虫病的折磨。环境
史家伊懋可曾提出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二千多年来中国农民的日子，究竟是不断变好还是越来越坏？本专题两
篇论文的结论，都指向了后者。
番薯、玉米与清初以来四川的钩虫病
李玉尚，杨雨茜
(上海交通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0）
摘要：在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中，闽粤移民及其后裔将美洲作物引进到四川。乾嘉之后随着人
口的增殖，番薯和玉米开始向丘陵山地地区扩张,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并成为当地主要作物。和北方地
区不同，人们采用传统精耕细作的方式，钩虫病不仅感染范围广,感染率高,而且症象严重。
关键词：钩虫病；美洲作物；移民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3-8256.2013.06.006
1 相关研究参见曹玲：《明清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中国研究综述》，《古今农业》2004年2期，页95-103。
2 蓝勇：《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贫困性形成的影响》，《中国农史》2001年4期，页3-14。
3 张建民：《明清农业垦殖论略》，《中国农史》1990年4期，页9-27。
4 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二）》，《世界农业》1979年第5期，页21-31；何
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三）》，《世界农业》1979年第6期，页25-31；何炳
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传染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与冲击综合研究”（11&ZD184）
作者简介：李玉尚（1975-），男，山东即墨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环境史、疾病
史；杨雨茜（1989-），女，湖南常德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专门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
明末美洲作物（番薯、玉米、马铃薯和花生）
的引进和传播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大多数的研究
者指出了其对清代以来中国农业、人口和社会经济等
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1；少数研究者则揭示出其负面
影响，如蓝勇发现美洲作物造成了南方丘陵山地地区
“结构性贫困”2，张建民指出它们对地貌形态所产生
的一系列环境影响。3 就美洲作物与清代的人口与移
民历史，何炳棣曾做过出色的研究，他指出，清代人
口之所以能够进入到丘陵、山地和高寒地区，归因于
美洲作物传入与传播。4虽然美洲作物维系了清代人口
的不断增殖，引发了南方丘陵山地地区的开发浪潮；
但与此同时，在普遍种植番薯的福建和种植番薯、玉
米的四川，钩虫病随着这两种作物的传播普遍流行起
来。不仅如此，在两种作物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之后，
因营养不足造成钩虫感染者临床症象严重。因此，番
薯和玉米的传入和传播，也是一个疾病的问题。
四川民众虽然对钩虫病患者各种临床症象有所
认识，也观察到此病在“三、四月栽红苕（番薯）”
时最易感染，但并不知道此病的真正病因。直到1951
年，不少农民仍认为“懒黄病”（钩虫病俗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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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虫虫作怪，是阴宅或屋基山向不对，触犯了土
地菩萨”1 。现代医学首次发现四川的钩虫病，是由
Cox于1908年在仁寿县完成的。由于此病严重，不断有
调查和诊治报告问世，使得四川成为钩虫病调查资料
较为丰富和完全的省份。寄生虫病学家的大量工作一
方面提醒我们此病在四川的流行是非常严重的；另一
方面，告诉我们该病具体的传播途径和流行因素。2 本
文研究是在上述四川钩虫病流行学调查结论的基础上，
分析钩虫病产生、发展的历史，并解释其发展变化的原
因。通过这样的研究，尝试揭示精耕细作农业、移民、
人口增殖、族群、性别等因素，如何和番薯、玉米交织
在一起，共同构成四川钩虫病复杂的历史。
1 移民与虫型
四川钩虫病之发生与流行,与番薯种植有因果关
系。万历年间，番薯由东南亚被引进到广东和福建 3，
之后其在东南省份粮食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1953年，玉米在福建全省作物种植面积的微不足道，
番薯则占12.45%。在沿海地区，番薯所占的比例更
高。就产量来说，1953年全省总产量76722852市担，
玉米和番薯分别为17554和14315926市担，分别占总产
量的0.02%和18.66%。
清代番薯向闽粤两省以外的省份传播。据曹树基
的研究，清代番薯集中产区主要分布于杭州湾以南之
东南各省，这种分布格局是由闽粤流民活动造成的。
迁往浙南、赣南、赣北和湖南等丘陵地的闽粤籍流
民，将番薯及其种植技术带到了那里。4 除了上述集中
种植区，明末清初因四川人口锐减，湖广、赣、粤、
闽等省移民大量迁入，杂居在四川各地，也将番薯和
种植方法传播到那里。各省移民中，闽、粤移民在其
中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乾隆五十一年《潼川府志》
卷三《土产志》记载：“潼民之闽粤来者多嗜之，曰
红薯。”嘉庆二十年《资州直隶州志》卷八《食货》
的记载更详细些：“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
（番薯），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在众多省籍移
民中，独有闽粤移民嗜种番薯。从时间上看，乾隆末
年，番薯种植只是闽粤移民的专利；但到嘉庆年间，
资州当地人也开始种植。
闽粤移民不仅带来红薯，也将其种植技术和粪便
使用带到四川。乾隆《罗江县志》卷4《艺文》载有乾
隆五年德阳县令阚吕言《农事说》一文，内中指出：
今查川中民动曰：下粪则田肥苗茂，禾
多损坏，遂不用粪。不知稻禾之中，有最宜
粪一种⋯⋯近见粤民来佃种者，家家用粪，
所收倍多，四川民何不效而行之。
与德阳毗邻的什邡也是这种情况，嘉庆《什邡县
志》卷五十二《杂谈》记载：
旱地之薄者，因多石故，耕耨皆难，
近粤民佃耕，数数拣去，培之以土，沃之以
粪，亦觉操变饶之数。
种植番薯之外，给当地人留下另一深刻印象的是
粤民通过治粪，使土壤变沃。施用过人粪的番薯长势
旺盛，产量高，适应旱地和荒地，又可备荒，难怪会
引起当地人的注意。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凡是种植番薯特别普遍的地
区，其钩虫病感染率高，症状也重。福建和四川是钩
虫病严重感染的两个省份。5 这两个流行严重之区的
渊源关系，从钩虫种类也可见端倪。6 1939-1942年张
1 张映斗：《解放初期营山防治钩虫病情况》，《营山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1998年，页109-110。
2 有关1950年代之前四川钩虫病的流行病学总结及其他省份的状况，参见王正仪：《钩虫病》，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版。
3 梁家勉、戚经文：《番薯引种考》，《华南农学院学报》1980年3期，页74-78；杨宝霖：《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
人和旨种番薯的最早之地》，《农业考古》1982年2期，页79-83；曹树基：《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中
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4期，页62-74。
4 曹树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研究2》，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287-303。
5 王正仪：《钩虫病》，页81。
6 钩虫虫型在流行病学上的意义，是美洲板口线虫导致“着土痒”等皮肤反应的几率高，而十二肠钩虫对此反应不灵
敏。参加王正仪：《钩虫病》，页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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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等调查阆中、营山、金堂、内江、自流井、乐山和
珙县七处，认为四川北部多为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川
南一带则多为美洲板口线虫。川南美洲板口线虫的来
源，张奎推测可能为由清初广东、广西和湖广等地的
移民将其带入。1 在虫型分布问题上，王正仪并不完全
同意张奎的看法，他在川东北碚和川北西充、南充、
逢溪一带调查，发现无论川北、川南，还是川东，多
系十二指肠钩口线虫与美洲板口线虫的混合感染。两
者之比例，以美洲型为高，约占62%。2
清初四川移民虽以湖广人为多，但来自陕西、贵
州、广西、广东和福建的人数亦不在少数。大量移民
迁入源于清初川省土著人口严重锐减，以大足为例，
乾隆《大足县志》卷十载清初，“大足止逃存一二
姓，余无孑遗”。3 清代大足县城有54所会馆，内中湘
鄂会馆2l所，江西会馆10所，广东会馆8所，贵州会馆
6所，广西会馆1所，福建会馆1济，四川会馆7所，可
见移民来自各省，但以湖广为最，故民间有“湖广填
四川”之说。4 雍正二年（1724），胡登极在给《邮亭
胡氏族谱》的序言中提到大足早期移民的情况：
是时足邑草密人稀，只三十余家。行至
祖业一观，田园荒芜，不可居处⋯⋯又在大
冲田边修茅舍暂居五年，芟除基内荆棘，然
后复业修房入宅。⋯⋯复业之日，即将明世
先人之田土四至俱已插标，掌管报粮注册。
人少力微，开辟未周。孰意康熙二十年间插
占甚多，其业已去大半，仅存堂山下一业。
其占吾半亩方塘之业者，人众势强，肆行霸
占，将吾熟田占去，焚烧吾家储谷之屋，投
入理问，出白布二匹以为守业之资。 5
清初土著人口损失严重，源源不断的移民采用插
占方式占有土地，这样就形成不同省籍移民杂居的现
象，并因此形成不同的风俗，民国三十四年《大足县
志》卷三《政事上·风俗》记载：
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又各从其俗，举凡
婚丧时祭诸事，率视原籍所，通行者而自为
风气，劂后客居日久，婚姻互通，乃有楚人
遵用粤俗及粤人遵用楚俗之变例，然一般固
无异也。
本县语言旧极复杂，凡一般人率能兼操
两种语言，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人互话，曰
‘打乡谈’，粤人操粤语，楚人操楚音，非
其人不解其言也。与外人接则用普遍话，远
近无殊。
这种不同省籍移民杂居现象造成不同区域之钩
虫种类混合的现象。中国之钩虫分布，在北方，最主
要为十二指肠钩口线虫；愈往南，则美洲板口线虫愈
多。6 一地钩虫种类，除与钩虫生活之自然条件有关
外，移民来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1976-1977
年，百色卫生防疫站在该地区10个县粪检57661人，
查出钩虫感染18198人。从感染率垂直地理分布看，
山区人群感染比平原重。虫种是十二指肠钩口线虫感
染占19.7%，美洲板口线虫感染为29.9%，混合感染为
49%，以美洲板口线虫为主；但在不同地形上，平原
地区以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占优势，山区则以美洲板口
线虫占优势。7 这种分布状况显然与汉族移民多在平原
居住而少数民族居住在山区有关。
作为一个由不同省籍移民迁入且混居的省份，
四川钩虫虫型呈现混合感染的现象。在达县，1987年
分离钩虫幼虫93份，其中十二指肠型65份，美洲型1
份，混合感染27份，十二指肠钩口线虫与美洲板口线
1 Chang, K: “Studies on hookworm diseases in Szechwan Province, West China”, J. Hyg. Monog. Series, No.19, 1949.转引
自王正仪：《钩虫病》，页105。
2 王正仪：《钩虫病》，页103。
3 大足县志编纂委员会：《大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版，页121。
4 陈汝宽：《大足方言》，《大足文史资料》第9辑，1993年，页66。
5 大足县志编纂委员会：《大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版，页130。
6 王正仪：《钩虫病》，页101-103。
7 百色地区卫生防疫站：《百色地区钩虫虫利分布调查》，《广西医学》1978年4期，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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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幼虫之比为11.3:1，表明当地是以十二指肠钩口线虫
为主的混合感染地区。1 明末清初，达县“居民逃亡
几尽，田野污菜，榛莽不治。乱定之后，惟明月、翠
屏间有土人存在，然亦百中之三四耳”，在这种情况
下，“自兵燹之后，土著绝少，而占笈于此者，率多
陕西、湖广、江西之客，业已五方杂处”2 。达县处
于川、陕、渝、鄂边界，其人口来源以陕西、湖北为
主，故该地是以十二指肠钩口线虫为主的混合感染地
区。
1987年在自贡3区2县检查1996人，有1385例感染
者，对191份钩虫卵阳性粪便进行检验，单纯美洲板口
线虫感染者为12.6%，其余均为美洲板口线虫和十二指
肠钩口线虫混合感染者，表明自贡是以美洲板口线虫
为主的混合感染地区。3 以与自贡毗邻的富顺为例，明
末清初，富顺县“民之存者百不一人，若能完其家室
者，千万中不一见也”，乾隆二十五年(1760)，富顺知
县熊葵向为《富顺县志》所撰之序言指出：“自我朝
定鼎以来，招复者十之二三，落业者十之八九”，因
此清初大量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湖广、江西、福建、
广东等省，4 这样就造成了该县钩虫是以美洲板口线虫
为主的混合感染。
重庆涪陵、北涪、沙平与湖北、湖南、贵州相距
不远，这些地区清初移民省籍是以湖广、赣、闽、粤
为主。1987年检查3431人，其中感染1873例。404份阳
性粪便分离结果，十二指肠钩口线虫感染有131例，美
洲板口线虫感染84例，混合感染189例，这表明当地是
两种钩虫混合感染地区。5 1957年在沙平分离钩虫3245
条，其中美洲板口线虫1369条，十二指肠钩口线虫1842
条。调查者特别提出，“效区近年来已进行多次钩虫治
疗，服四氯乙烯美洲板口线虫易于驱出”6 ，也是说未
冶疗之前，美洲板口线虫所占的比重还要高些。
总之，由于明末清初的动乱造成四川土著人口死
亡殆尽，大量的外省籍移民不仅带来番薯及其种植技
术，也可能决定了1950年代之前钩虫种类及其分布状
况。
2 番薯的扩张与钩虫病
珙县位于叙州府南部，光绪九年《珙县志》卷四
《农桑志》“物产”中列有包谷，但无番薯。按清代
珙县志书最早的版本为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
其编修者为乾隆二十七年任珙县知县的广东东安县人
曾受一。同治八年（1869）年，由姚廷章和邓香树在
曾志基础上进行增修和增纂；光绪九年（1883），冉
瑞桐和郭肇林进行递修、递纂。从记载的内容来看，
光绪志卷四所记载的内容很可能是乾隆年间的情况。
虽然“物产”之中并没有将番薯列入，但这只表明它
在乾隆年间还不普及，而非没有种植。该志卷四《农
桑志·人工》就记载：
此地民食多以稻为主，最宜水田，然遇
旱则薄收。薯芋二种，尤能救饥。一种红薯
传自番邑，又名番薯，其养人与稻米同功。
凡河边沙地及土中带沙者，最宜其种法，春
间将薯种成秧，夏秋间取其蔓，秧隔尺许，
压以湿土，至冬结实满地，以犁翻出，随后
捡之，闽广之人有一家收数百担者，虽遇饥
岁恃此无恐。珙民近亦有种者，特地少，平
原尤未能广。
曾受一于乾隆二十九年调任江津县令，并在该
县引种番薯。乾隆年间珙县番薯种植面积小，亦可说
1 曹仁贵等：《四川达县、广西、江西和江苏盐城钩虫感染情况的调查》，《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1987年4
期，页302。
2 徐大赉：《达县人口源流初探》，《达县文史资料》第二辑，1986年，页5-8。
3 王玉强：《四川省自贡市郊人群钩虫感染情况的调查》，《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1994年1期，页176。
4 富顺县志编纂委员会：《富顺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54。
5 陈世伦等：《四川省涪陵地区钩虫感染情况的调查》，《中国寄生虫与寄生虫病杂志》1993年3期，页239。
6 重庆市卫生防商站钩虫病研究组《重庆市自然概况及钩虫病流行因素的调查研究（1956年5月~1957年6月）》，载重
庆卫生局《大灭钩虫病》，重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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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绪志所记载的内容实沿袭乾隆志。乾隆年间番薯
种植较少，还可从光绪《珙县志》卷四《农桑志·人
工·农功大略》中得到证明：
正月、二月种春荞；正月为炉火荞，
二月为桃花荞。三月整秧田，播谷，种□，
挖山地，并种杂粮如膏梁、山谷、粟、谷、
红稗、包谷等类。四月栽插秧苗，种棉花、
浊麻，翻犁豆地。五月种豆，收割麦荞，耕
田草。六月耘田草并绵草，储水御旱，早稻
有刈获者。七月耘豆草。八月晚稻悉登场。
九月、十月收豆谷，播种小春，如胡豆、菜
子、小麦、大麦等类。十一月整犁田块，蓄
积冬水。十二月种殖麦菜各项之后，少有暇
日，或小经商以资生计。
乾隆中叶以前，珙县粮食作物分大春、小春两
季，无论田土，大都一季，亦无双季稻，冬闲地较
多。包谷（玉米）作为一种杂粮而被种植，但并非主
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番薯没有出现在《农功大略》之
中，说明更不重要。
曾受一任珙县县令时，也就是乾隆中叶之时，珙
县人口与土地，已与清初大相径庭，他在《撙节备荒
法》中指出了这一点：
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而田不加
增，惟有开垦荒田，修筑渠堰，使生谷益
多，庶可接济民食。故山岭水涯，荆棘丛
生，茅苇滋生之地，先用刀砍镰割，次用水
焚，次用犁□，节次垦熟，即可播种杂粮，
以佐饔餮。 1
为解决人多田地少问题，除开辟荒地之外，提高
山田的产量成为增加粮食产量的另一重要途径之一：
县属山多田少，非广种杂粮，则民食不
能接济。又诸山皆带沙石，土壤甚浅，本来
瘠薄，更翻轮种，如周礼一易再易之法。向
特惰农自安耕耘潦草，多不积灰粪。迩来经
前令相继劝垦，其下地又奉旨永免升课，始
皆踴跃趋事，野无旷土矣。2
该文中的前令为韩莱曾，乾隆二十五年任珙县
令。3 曾受一提出提高产量的方法有二：一是对开垦的
荒田进行免税；二是改进农业技术，施行翻耕、轮种
和施粪等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乾隆中叶之前，川
中平原地带及川省边远地区农业不重视积粪乃一普遍
现象，曾受一在《劝农条目》指出珙县田地施粪的重
要性：
川中农人鲜有积粪，如成都所属，号称
沃野，少用犹可。至珙邑地土半，皆硗确，
若能翻犁纯□多下灰粪，庶可变瘠为肥。孟
子言农夫有上中下食，人有多寡，惟视粪之
多寡为区别。此后务宜家作一大坑窖，几人
畜粪秽烂草枯叶皆积其中，至禽兽毛骨等类
皆可烧灰渍种。当春夏时犁深□细，将窖内
积粪浸入挑运山中，细细匀泼，苗少粪多，
将来禾穗长至人余，数穗便可盈升，名曰积
粪实则积□，刈禾之后即当种麦，其山土广
种各色杂粮，并须粪始丰收。4
在人口压力、闽广移民的示范以及县令的推动
下，乾隆中叶之后，一方面番薯种植得以推广，另一
方面原先较为粗放的农业开始向精耕细作农业转变。
高县与珙县同属叙州府，情况也类似。同治五
年《高县志》卷七《户口志》记载：“蜀自明兵燹之
后，户口凋残八九，而高邑在先九重遭夷蛮之变，数
十里之内且无烟火矣。”但因“高邑地居偏鄙，山势
陡峻，道里崎岖，故明季献贼肆行屠杀而于邑之远乡
尚有蹂躏未及，是以至今犹有先代土著之户存焉。”5
随着人口增加以及外来移民的示范，民众开始重视农
1 光绪《珙县志》卷四《农桑志》，页152。
2 光绪《珙县志》卷四《农桑志》，页140-141。
3 光绪《珙县志》卷八《秩官志》，页504。
4 光绪《珙县志》卷四《农桑志》，页142-143。
5 同治《高县志》卷十八《风俗志》，页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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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同治《高县志》卷十八《风俗志》记载：
向因谷贱伤农，不甚力于南亩，尔来生
齿日繁，谷植日增，知实爱稼穑，加以楚粤
之负耒而至者，垦芜剪莽，戮力耕桑，遂各
效，厥勤劬不敢怠荒，即习儒家业者亦大半
以读兼耕为资生计。惟是养餮粗给，终鲜储
藏,故虽少凶荒之患,而无巨万之财。（原志）
从同治县志的序言来看，高县在康熙、乾隆和嘉
庆都修过志书。文中标明此文来自“原志”，故上文
中所记载的情况当为嘉庆十七年之前。由此可知，乾
嘉之后，当地人亦开如仿效外来移民，重视精耕细作
农业。同治《高县志》卷五十一《物产志》在秫之属
下列有“包谷”，蔬之属有“番薯”，说明玉米和番
薯已有种植，只是种植面积和具体情况史载不详。
乾隆二十九年，曾受一从珙县调往重庆府江津
县，也将番薯引入该县。民国《江津县志》卷十一
《风土》记载，“公来篆吾津，值矫阳三载，民苦流
离，公捐俸，购谷千石，立义仓，倡救命令，以贷不
足，民赖以存”，此外，“是时番域之苕，川中无
种，公遣入市诸蕃舶，导民种法，由津延及外省，利
赖至今”。其后县人建曾公祠以祀之。江津番薯的引
种固然与曾受一的提倡有关，但移民的作用亦不容忽
视。江津主要移民来自湖北、江西、福建和广东 1，移
民不可能不知道番薯及其种植方法。番薯引进之后，
发展甚快，到光绪年间，光绪《江津乡土志》记载：
“番苕除自食外，还向重庆、长寿、涪州等地输出，
每岁约计千万斤。” 2
大足与江津同属重庆府，且相距不远。民国
三十四年《大足县志》卷一《方舆上·物产》并无玉
米记载，但对番薯记载较详：“苕，全县皆产，一名
甘藷，故老相传清咸丰前县人无种苕者，其种不知所
自来。”番薯主要分布在该县的山区：“县部山原甲
错，物产不丰，农产六谷皆备，以稻苕为大宗。”清
初移民，同样来自湖广、闽粤等区，民国志云咸丰前
县人无人种苕，说明彼时人地关系尚不紧张。新编
《大足县志》从江津种苕推断，蕃薯引进大足的时间
为乾隆晚年或嘉庆早年 3，不无道理。
比较叙州府珙县、高县和重庆府江津、大足的情
况，可以发现番薯在这两个地区的传播都是从乾嘉开
始的。经过康乾一百二十一年的盛世，人口数量已经
累积相当数量。为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地方官和民
众首先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土地面积，于是适合
丘陵山地的番薯在这个时候受到普遍重视，并得以迅
速普及。
不仅是在叙州和重庆地区，川东夔州府万县也是
如此。同治五年《万县志》卷九《地理志·田赋》记
载清初以来万县田土不断开发的历程：
国初川省土旷人稀，故赋从轻，则永
平既久，生聚渐繁，垦辟益广，乾隆五年特
诏四川所属地处，徼山多田少田赋向分上中
下三等，如上田中田不足五分，下田与上地
中地不足一亩，以及山头地角间石杂沙之瘠
地，不论顷亩，悉听开垦，均免升科。万县
凡深林幽莽，峻岭层崖，有微土者悉皆树
艺，富藏于民，利溥无穷，所以维正之供，
川省历来并无逋欠，而安乡尤其无烦催科
焉。
到1950年代，万县内主要粮食作物已变成水稻、
小麦、玉米和番薯。番薯在传统上单作；50年代以
后，才在坝丘套种玉米，山区间种豆类。 4
现代流行病学证明在番薯净作区感染钩虫病，是
在秧地采摘藤蔓时最易受到感染。5 1956年重庆卫生
1 江津县志编纂委员会：《江津县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页151、198。
2 田廷枢：《红苕传入江津初考》，《江津文史资料》第四辑，1987年，页137-138。
3 大足县志编纂委员会：《大足县志》页257。
4 万县志编纂委员会：《万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页158-162。
5 王正仪：《钩虫病》，页80-84。
/ 环 境 与 社 会 /
2013年第6期
39
局在沙平壩区及黄桷坪地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当时两地红苕秧地有两种耕种方法，一种为温床育苗
法，这一方法在1949年前并不普遍；另一种方法是直
接种红苕法，1949年前普遍采用，其具体方法如下：
4月中旬左右，先把地挖松，直接把红
苕放入土中，6月间再剪藤移种秧地，共施肥
3-4次，每次施肥量以人粪为主，每剪藤一
次后即可施肥一次，约半月多，又可剪第2次
藤，剪藤时多在雨后晴天，或小雨之日，农
民赤手赤脚下地工作，皮肤与土壤、红苕藤
接触时间久，据了解农民每年在栽红苕时均
有“打粪毒”现象。⋯⋯从耕种方法看来，
红苕秧地是最容易感染钩虫的。1
钩虫病主要是在秧苗地得到感染的，红苕地在钩
虫病流行病学上的意义则不大：
于每年6月上旬栽藤，约11-12月挖红
苕，施肥1-2次或不施肥，依土壤的肥瘦而
论，如本组在石桥铺所调查的红苕地，有的
未施过肥，因原种植蔬菜。红苕藤2-3，一般
在翻藤时很少有“打粪毒”现象，检查土壤
结果只有1次找到钩蚴。 2
民国《万源县志》卷三《农业志》记载：“耕
耘种植之法，由前人传播而来，陈陈相因。”由此推
知，清代番薯种植方法与1950年代相差不大。1950年
代之前的种植技术，因与钩虫病关系极大，故还需要
去证明。
川省番薯先在闽粤移民中种植，为理清其源流
关系，先来看闽粤地区的种植技术。乾隆《金薯传
习录》卷上引《闽候合志》载：“按番薯种出海外吕
宋，明万历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
法入中国，值闽中大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
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
确之地编行载播。”福建番薯栽种技术由长乐商人陈
振龙从吕宋岛学得，并由其子陈振纶藉旱灾契机进行
实践和推广。在乾隆三十三年《金署传习录》刻印之
前，已形成系统的种植方法，万历福建巡抚金学曾在
《海外新传七则》指出薯秧地，“宜松，耕过须起
町，高四五寸”；白薯地，“栽茎使牛耕，町宽二尺
许，高五六寸⋯⋯十余日，町两旁使牛耕开令晒，又
七八日，以粪壅之，仍使牛培土⋯⋯若雨多，须将蔓
搡町上，无令浮根匝地。”3 明朝何乔远在《番薯颂
序》中说：“（番薯）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
卤沙岗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
发，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4 栽种强调松
土、起町、施粪与翻藤。其实，这些技术在《齐民要
术》中都有记载，因而传播中过程中就不会遇到技术
问题。
除了耕作技术，作为一种外来作物，番薯要成为
主要粮食作物之一，还必须深植于当地种植结构中。
在福建，番薯虽然在有些地方“四时皆熟”5 ，但更多
地区则有特定的种植时间，如龙岩，清代中期“旱田
难莳晚谷者，或种番薯杂粮菜蔬。”6 民国年间，已经
形成一年二熟与轮作制，如平潭县，“稻田甚少，山
坡沙埔大率种薯或花生之属，稍腴则先种小麦，获后
再下薯种，次年先种黄豆，再种花生，两载四易种，
地利可谓尽矣。土俗均呼之为园。”7
1 重庆市卫生防商站钩虫病研究组：《重庆市自然概况及钩虫病流行因素的调查研究（1956年5月~1957年6月）》，载
重庆卫生局《大灭钩虫病》，重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页41。
2 重庆市卫生防商站钩虫病研究组：《重庆市自然概况及钩虫病流行因素的调查研究（1956年5月~1957年6月）》，载
重庆卫生局《大灭钩虫病》，重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页41。
3 陈世元：《金薯传习录》卷上，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页37-39。
4 乾隆《福州府志》卷二十五《物产》，页521。
5 嘉庆《云霄厅志》卷六《物产》，页243。
6 道光《龙岩州志》卷七《风俗志》，页142。
7 民国《平潭县志》卷二十一《礼俗》，页191。
/番薯、玉米与清初以来四川的钩虫病/
40
番薯在广东亦“四时俱有” 1，但以“冬夏二
种”最主要。2 广东地方志记载番薯夏种的志书有
乾隆四十四年《揭阳县续志》、道光五年《恩平县
志》、嘉庆十五年《新安县志》和民国二十五年《儋
县志》，记载冬种者有光绪十四年《吴川县志》和民
国二十年《石城县志》。道光五年《恩平县志》卷
十五《风俗》记载：“九月收菽麦藷芋果蓏之属。”
道光十四年《化州志》卷二《物产》记载：“冬收者
甜而益人，夏收者颇燥热，然贫者可以代粮，赖以备
旱潦，其济人之功甚巨。”可见，和福建相同，清代
中期番薯在广东得以种植，一方面是它作为一种备荒
杂粮，另一方面是它与原先的种植结构并不冲突。随
着人口的增加，广东番薯种植也经历了由粗放到精耕
细作的变化，宣统二年《南海县志》卷四《气候。详
细记载了该县作物的种类、种植时间、耕作技术和施
粪，兹录如下：
正月种芋于畦中；二月去芋畦之草，
施粪灰，或藏小藷于畦中，中旬则撞块⋯⋯
三月早禾插莳，芋秀茂，再施粪肥，耙田分
秧⋯⋯四月早禾秀茂，含胎吐穗，乃耨禾田
之萆，加以粪肥⋯⋯六月陆续刈禾，刈禾
后，急治藷畦种藷，晚禾播种；七月晚禾秀
茂，急分秧，或耨禾田之草，或锄藷畦之
草；八月晚禾吐穗，乃巡行禾田，有草则耨
之⋯⋯九月种萝蔔于藷畦，再施粪肥⋯⋯
十一月伐老桑植新桑，农勤者施粪于藷畦
中；十二月农事毕，暇则采各粪而施于田，
以俟春耕。
番薯在清末已成为南海县一年多熟耕作制度中的
一种重要作物。为便于比较，兹将四川地方志中有关
番薯种植技术的记载列举如下：
1、珙县（叙州府），“凡河边沙地及土中带沙
者，最宜其种法，春间将薯种成秧，夏秋间取其蔓，
秧隔尺许，压以湿土，至冬结实满地，以犁翻出，随
后捡之。”（光绪九年《珙县志》卷四《人工》）
2、长寿（重庆府），“二月下种，宜高沙地，
茎长数尺至丈许，剪而栽之，三节为一株，相间尺
许。自四五月至六七月皆可陆续栽种。一茎蔓延至数
十茎，节节生根。”（民国三十三年《长寿县志》卷
十二《物产》）
3、大竹（绥定府），“番薯二三月及七八月俱可
种，但卵有大小耳。八九月始生冬至乃止。⋯⋯宜高
地沙地起脊尺余，种脊上。”（民国《大竹县志》卷
十二《物产志》）
4、宣汉（绥定府），“二三月至七八月皆可栽
种，早种宜稀，晚种宜密；早种实大，晚种实小。栽
法有剪藤者，有搬鸡腿者二法。县人通知，无庸赘
述。《群芳谱》云于八月中捡近根老藤剪七八寸长，
每七八根作一束，耕地作畦，将藤束栽如栽韭法。过
月余，每条下生小卵如蒜头状，冬月畏寒，稍用草盖
覆至来春分种一法。七八月取老藤种入木桶或瓷瓦器
中，至霜降前置草焉中以稻糠亲置向阳近火处，至春
分后依前法种诸。罗江县志云他物下种必用子或用仁
或原物根芽，独薯不然。取一条片，片切之只留一面
种之，发根生苗亦一异也。前二法与窖蓝种略近，后
一法栽洋芋有行之者，用之番苕，想亦可能，录之以
备县人采择甘藷录云。种薯宜高地、沙地，起脊尺
余，种在脊上。起脊者即我县所谓堆行子也。堆高尺
余，既可利水，又便翻藤。翻藤时不须手扯，只用竹
竿顺行挑之，迅快极矣。顺庆一带皆用此法，而县人
不知，良可惜也。”（民国二十年《宣汉县志》卷四
《物产志》）
1 民国《石城县志》卷二《物产》，页168。民国《阳江志.》卷十六《物产》记载：“藷：田种者曰田藷，以晚稻先
获之田，九十月种，次年二三月收，名四月藷，其实不待四月收也；又有秧地藷，九月种，次年四月收；有芋地藷，
七八月种，次年正月收；园种者曰园藷。一切高原沙坡场圃隙地皆可种，以七八月种，十一二月收，名大路藷，亦名
白露藷，以种时在白露前后也；又有春藷，亦名藷头，□月种，六七月收。”
2 道光《化州志》卷二《物产》，页194。
/ 环 境 与 社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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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至民国时期，四川番薯种植采用育秧、移
栽、起脊和除草、翻藤田间管理，与福建并无不同。
清代至《三农纪》成书于乾隆二十五年，由什邡县
人张宗法编撰，书中收录很多老农的经验。1 《三农
纪》卷三《藷》记载：
宜高土沙地，熟耕，以土起畦，作垄
二三尺，以根栽脊间。遇旱，汲浇以水；遇
涝，急泻沟水。苗蔓延垄，加土粪掩之，每
生薯根⋯⋯壅宜大粪，春分后下种，若地非
沙地，须柴灰和牛马粪入土中，使土脉散
缓，与砂土同重。
《三农纪》所记载的栽种方法、施粪，以及其
他技术，如移藤、栽种密度、田间管理、储种等等，
都与福建和四川志书记载相似。由此可见，因番薯种
植技术在《齐民要术》等古农书都有记载，所以实践
起来并不困难。四川的种植技术与广东、福建并无不
同，明显是由闽粤移民传播而来。也正是由于这样一
种渊源关系，且福建和四川番薯都普遍种植，所以钩
虫病在这两个省份感染都特别严重。
上述记载还有一点虽未提及但十分重要的因素，
即移秧时的天气。由于薯藤在潮湿地里最宜成活，所
以在1950年代之前，眉州仁寿县都趁雨天栽苕。2 这对
于钩虫病之传播，实有莫大关系。
综上所述，阴历二三月番薯下种，四至七八月采
藤到红苕地中栽种。为使秧地薯藤茂盛，需要不断加
施粪肥。肥料中人粪急峻，最宜施用。据调查，一年
中农民私坑均有钩虫卵的污染3，故会将钩虫卵带入
秧地之中。由于薯秧地土壤疏松，成为钩虫蚴最理想
之生存土壤。薯叶遮蔽阳光，为钩虫蚴提供一把保护
伞。加之此时阴雨连绵，天气潮湿，更是钩虫蚴成长
发育的良好气候条件。农民移藤时，须等到天雨或雨
后，赤脚采叶，且时间较长，已发育良好之蚴恰在此
时钻入农夫皮肤之中。由于明末、乾隆、嘉庆、光
绪、民国和1950年代初番薯净作区中与钩虫病流行有
紧密关系的种植技术基本相似，故清代农民在番薯地
感染钩虫病，与民国及其之后的因素相同。所不同
的，只是感染程度的高低，我们可以利用民国和1950
年代的流行病学调查对早期的情况进行回溯。
1950年代，四川番薯种植面积大幅度提高，这从
1931-1985年种植面积变化（图1）可以看出来。
图1 1931-1985年四川番薯种植面积 4
川省番薯在1949年之后，种植面积急剧增加，
1958年达到最高峰。种植面积的增加，除了复种指数
提高外，另外一个原因是继续开发荒田。但这两种手
段都有一定限度，故1979年之后，在计划种植制度废
除后，产量开始急剧下降。1931-1947年产量以1938
年最高，这可能是由于这一年南京政府迁都重庆，短
时期内急剧增加的人口造成了杂粮需求量的急剧上
升。实际上1931年之前，番薯等杂粮的需求量就已见
上升，位于重庆南部的南川县提供了典型的例证，民
国二十年《南川县志》卷四《农业·佃租》记载：
然近数十年来，客多贫惰，主多贪
婪⋯⋯故有客上一二者有尽数归主，尚不满
额而外贷、转贷以足之者，若不认贵，则无
田可耕而失业，并无宅可徙而失家，此不得
已而之苦况也。山土为附带品，随田者向不
押租，惟专种则有之，而较田为轻，前清时
1 天野元之助：《中国古农书考》，农业出版社1992年版，页302。
2 仁寿县志编纂委员会：《仁寿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143。
3 重庆市卫生防商站钩虫病研究组：《重庆市自然概况及钩虫病流行因素的调查研究（1956年5月~1957年6月）》，载
重庆卫生局《大灭钩虫病》，重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页38。
4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农业志》上册，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页153-154。图中缺1948-1951
年数据。
/番薯、玉米与清初以来四川的钩虫病/
42
赤贫之户有钱五千十千赁山土一幅，屋二三
间，兼外出作工佣力，夫妇儿女三四口即可
终身过活，今土租渐广渐昂，而杂粮随贵，
所获亦足相当，故此等劳民，比产业少而派
款重之中户，反觉乐生，惟不可遇凶荒耳。
杂粮价格的上扬，固与社会不靖有关，但人口增
加亦是重要因素。反过来，杂粮价格上扬，又刺激了
进一步山地开发，由此导致番薯种植面积的进一步扩
大和番薯在粮食结构的比重越来越高。1938年之后的
移民，进一步刺激了杂粮作物的生产；虽然是年之后
开始下降，但仍比1931-1936的任何一个年份都高。总
得来看，乾嘉之际（约1795-1796）之前，钩虫病只在
闽粤移民及其后裔中盛行；乾嘉之际之后，随着番薯
种植面积日益增加，钩虫病的感染人数亦随之增加，
终在1950年代达到最高峰。
3 番薯、玉米混种与钩虫病
乾嘉以前番薯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增加和提高了
钩虫病感染的范围和烈度。不仅如此，在人口增殖的
压力下，以及土壤肥力的下降，有机肥使用在农业中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复种指数也在提高，由此构成川
省钩虫病严重感染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1920年代，
万县分关阿斯克尔（Asker）观察万县农业状况如下：
农业是县民的主要职业。无数的山岗
遍地开成梯级田土，农业是精耕细作的，促
使本县在食料方面完全自给。庄稼可分为
“小春”(winter CropS)和“大春”(Summer
CropS)。小春包括黄豆、小麦、油菜籽和多
种蔬菜，大春包括稻米、玉米、高梁和红苕
以及各种瓠类、瓜类和黄瓜类。 1
1949年之前，主要粮食平均亩产量长久以来维持
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提高复
种指数来增加粮食产量,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明末玉米
在四川山地和丘陵地区已有种植，已成学界共识。2 曹
树基征引乾隆二十八年湖北《东湖县志》、乾隆二十
年江西《武宁县志》和道光四年《遵义府志》指出，
玉米在明代是由西北传入四川，再由四川向湖北、江
西、贵州等省传播的。3 虽然明末玉米已在四川种植，
但明末清初似乎并未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光绪《奉
节县志》卷十五《物产》记载：“苞谷、洋芋、红薯
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渐有此物，然犹有高低
土宜之异，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此矣。”
县志编者甚至把玉米当成是乾嘉以后才有的新作物，
这当然与历史事实不符，但亦反映出乾嘉之前玉米并
不是一种广泛种植的作物。明末玉米被引进四川后，
川省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动乱，直到康熙年间才安定下
来。由于人口所剩无几，地旷人稀，移民当然会首先
选择宜于种稻之田，而非宜于植各类杂粮之地。但到
了乾嘉年间，不仅丘陵、山地成为移民的乐土，就是
高寒地区，由于洋芋（马铃薯）的被引进，也开始得
到开发。
番薯和玉米都可以在丘陵和部分山地种植，乾
嘉以后，两种美洲作物同时被广泛种植。前面叙及珙
县、高县和江津等县，都是番薯净作集中区，玉米种
植甚少。但更多的区域则是两种作物在同一区域都是
主要粮食作物，既是如此，两种作物如何种植，又如
何与钩虫病发生关系呢？兹分府叙述。
3.1 重庆府
嘉庆十七年《宜宾县志》卷十八《风俗志》记
载：“今考之百里内外，占籍所自皆可溯，并无所谓
僰人者，大抵来自元明者多吴楚，国朝者多闽粤。”
该志卷五十一《物产志》列有玉蜀黍，但无番薯。既
然宜宾以闽粤移民为主，嘉庆年间不可能没有番薯种
植，可能的解释是此时番薯尚未形成普遍种植。到
1944年，玉米种植95220亩，红苕129960亩，红苕占大
1 阿斯克尔（Asker）：《万县分关1917-21年调查报告》，《万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页192。
2 万国鼎：《中国种玉米小史》，《作物学报》1962年第2期，页175-178；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
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二）》，《世界农业》1979年第5期，页21-31；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引进和
传播》，《古今农业》1988年1期，页99-118。
3 曹树基：《玉米和蕃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4期，页62-74。
/ 环 境 与 社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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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粮食作物面积的11.9％，种植面积比玉米多。是年
两种美洲作物已成为当地仅次于水稻和小麦的粮食作
物。番薯种植方法，是与花生、豆类轮作，或与玉米
等高茎作物间作。具体说来，山区以种玉米(或红苕、
豆类)一熟为主；而土壤肥沃之区，则施行间作。钩
虫病是县内仅次于疟疾的主要寄生虫病。1957年在天
池、日成、群力和柏溪试点防治，共冶疗9966人，占
全部人口的32%。1959年全县共冶疗499962人，约占
全县总人口78.16%。 1 其感染不可谓不烈。
光绪十三年《兴文县志》卷一《舆地志·物
产》中列有玉米和薯类。兴文县清初移民主要来自
两湖、陕西等地，粮食以水稻、小麦、玉米和红苕
为主。1949年水稻、小麦、玉米和红苕种面积分别为
203914、42958、121961、32616亩。1949年之前，耕
作制度沿袭旧制，田土大都种一季，小春田很少，基
本是一年一熟。旱地则视地区条件而异：平丘区有
少数种大、小春两季者；山区则以只种一季大春(玉
米或薯类)为多。2 在这种情况下，其钩虫病感染率比
宜宾要轻。1956年普查钩虫病，在古宋发现306人，
1964年人口普查古宋区有60541人。1950年代大坝区医
治13683人，1964年该区有除大坝镇2907人外，共有
30244人；考虑到感染者会重复感染，以医治人数除以
1964年30244人，则感染率约为45.24%。 3
比较宜宾和兴文，虽然两种美洲作物皆是两县主
要粮食作物，但因耕作方法和复种指数不同，钩虫病
感染率亦有所不同。玉米、番薯间种、套作之区，其
钩虫病感染率要比番薯净作要高。
3.2 叙州府
在叙州府玉米和番薯皆有种植的区域，两种作
物的种植方式根据土壤肥力的不同而有不同。1949年
统计，屏山县水稻、玉米、小麦和红苕种植面积分别
是77700、100100、9500和600亩。红苕所占的比重并
不大，多间植或套种在玉米行间。1956年检查白塔乡
4岁以上人口4520人，感染率51.68%。1957年在20个
乡部分农业合作社粪检2061人，感染率90.44%。1958
年共防治102208人，占全县总人口151180人的67%。
1956-1958年屏山县钩虫病感染率迅速上升与玉米和番
薯种植面积在1950年代迅速扩大有关。以玉米为例，
1950-1958年，玉米的种植面积分别为11.75、15.80、
16.47、16.67、17.56、17.58、17.77、17.24和17.56万
亩。 4
富顺县民国时期，旱地作物多为一年两熟。红苕
是大春旱地主要作物，比玉米种植面积多，又多与高
粱、玉米等间套种植，故钩虫病感染极为严重，1956
年在何市、沿滩、黄市、永安、牛佛、狮市、古佛坎
等地检查3万人，感染2.6万人，感染率高达86.67%。 5
3.3 绥定府
民国十七年《大竹县志》卷十二《物产志》记
载玉米，“梁即包谷，名玉蜀黍，俗名玉麦⋯⋯宜
旱地，可制酒，乡民以充食料。”番薯，“宜高地沙
地起脊尺余，种脊上，为救荒要品，近有洋来一种，
形肥壮而甜，远逊内地种。”民国时期大竹除水稻之
外，玉米和番薯都是重要的粮食作物。1949年统计稻
谷、小麦、玉米、红苕和洋芋种植面积分别为57.5、
18.5、14.2、13.2和8.4万亩。1966年之前，多数旱地
是小春大行胡豆，大春套种玉米，间种冬豆或红苕；
少数是小春密植小麦，麦收后净种红苕。1955年始开
展钩虫病防治工作，初步查出感染者37万余人，患者
25.17万人，丧失劳动力的约0.6万人，是年全县总人口
644370人，全县感染率约为57％。1960年检查390400
人，感染率为50.5%。 6 大竹是番薯净作区，相对来说
感染率比叙州府要低。其感染率虽低，但患者却多，
1 宜宾县志编纂委员会：《宜宾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版，页134、579、599。
2 兴文县志编纂委员会：《兴文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页94、164、171。
3 兴文县志编纂委员会：《兴文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页96、99、618。
4 屏山县志编纂委员会：《屏山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144、162、767-768。
5 富顺县志编纂委员会：《富顺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307、313、614。
6 大竹县志编纂委员会：《大竹县志》，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页54、267-269、670页。
/番薯、玉米与清初以来四川的钩虫病/
44
这可能与营养不足有关。
3.4 忠州
光绪二十年《梁平县志》卷四《食货·物产》
未记载玉米和番薯。1949年统计水稻、玉米、红苕、
小麦种植面积分别为60.98、6.16、8.08和9.35万亩。
1953年2月调查，山区、丘陵钩虫病感染率为90％，
平坝为50％以上。梁平田多地少，坝区水稻种植面积
广；玉米在坝区、丘陵和山区都有种植；番薯则主要
在丘陵、山区种植，在坝区沿河地带也有种植。钩虫
感染率平坝较山区、丘陵为低，这与平坝多种植水稻
有关。1953年全县45.6万人中有37万人患钩虫病，感
染率为81.14%。就耕作制度来说，民国时期以一年一
熟为主，1949年复种指数为124%，1 因此作物种植以
净作为主。梁平以丘陵地貌为主，素有“川东粮仓”
之称 2，农业发达。明成化年间，四川按察佥事潘璋在
《梁山县新城记》就记曰：“稻田庵庑，生植殷阜，
异境就业之民，多相率侨寓。”3 故梁平虽然以净作
为主，但其钩虫病感染严重，一是因为番薯种植面积
大，二是精耕细作农业发达。
3.5 嘉定府
夹江县坝、丘、山各占三分之一。青衣江岸宜于
种各种作物，蔬菜种植亦历史悠久。4 夹江县在1949
年前，坝区主食稻米，山丘区主食玉米。坝区、丘陵
和山区部份田、地因土层瘠薄，一年只种一熟；山区
有些耕地则要轮休。但在青衣江沿岸，因土地肥沃，
一年三熟，即玉米套种红苕，红苕收后再种小春。民
国时期，红苕普遍采用露地育苗，逐渐形成坝区育苗
出售、山区买苗栽插的现象，因此钩虫病主要发生在
坝区。因精耕细作农业需要大量肥料，故“农民惜粪
如金，早晨傍晚，总有老人、儿童提篓担箕拾粪田
野”，说明肥料在精耕细作农业中的重要地位。钩虫
病是夹江流行严重的地方病，1961年至1980年就治疗
患者38.62万人次。5
威远县人口来源主要是在康熙以后，荆、楚、
闽、粤之民迁来。6 1939年水稻、玉米、红苕、小麦
和其他作物分别占粮食种植面积的41.82%、14.64%、
12.03%、8.91%和22.60%，1965年其比例则变成
28.79%、18.32%、21.49%和12.63%，玉米和番薯种
植面积扩大迅速。其耕作制度旱地大部分一年两熟，
具体说来，大春根据土壤的瘦、肥，习惯上只栽红苕
或单种玉米，加上小春一熟，为一年两熟。1949年以
后，逐步推广大春玉米、红苕间种，到70年代实现小
麦——玉米——红苕三熟制。县内钩虫病流行严重，
1953年调查钩虫病患者占总人口的70％，重度症占
3~5％。1964-1965年，冶疗184901人次。7
3.6 眉州
仁寿县人口主要来自元末明初和清初的移民，
1984年在板桥乡群利村调查，从湖北麻城、湖南零
陵、邵阳和广东迁来的姓氏分别有27、3、1个。县内
主要粮食作物包括水稻、玉米和红苕等。1944年玉米
种植25.74万亩，红苕34.45万亩。从民国时期至50年
代，除清水区及部分冬炕春播玉米地净作外，栽培方
式为玉米与红苕间作，且红苕移栽是在雨天进行。
1954年在富加、陵阳、钟祥、籍田等区调查，钩虫病
感染率高达80%以上，最高的为93%。8 玉米、番薯大
量种植兼间作在钩虫病流行病学上的意义可见一斑。
青神县1949年的粮食种植总面积为205987亩，其
中小春占20.17%，大春占79.83%。小春作物中，小麦
1 梁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梁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页157-160、645-657。
2 梁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梁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页1。
3 光绪《梁平县志》卷十《艺文志·记》，页1381。
4 李庆元、宿光红：《夹江蔬菜基地建设史话》，《乐山文史资料》第十七辑，1998年，页95。
5 新编《夹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版，页96-105、646-652。
6 黄万良：《威远县人口发展史略》，《威远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1992年，页225。
7 威远县志编纂委员会：《威远县志》，巴蜀书社1993年版，页161、162、176、748。
8 新编《仁寿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95、138-145、520。
/ 环 境 与 社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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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1513亩，占小春作物种植面积的75.83%。大春作
物中，水稻125605亩，占76.39%；玉米20199亩，占
12.28%；红苕16843亩，占10.27%。民国时期，县内
耕作制度沿用传统的稻田关冬水，基本上是一年一熟
制。而对旱地，则养护有方：
县内农民素有养护耕地的传统。民国时
期的养地，主要有休闲、轮作两种形式。休
闲地多见于丘陵地区的低产旱地，一般是每
年只种一季大春作物，收获后及时用锄头或
牛耕将耕作层深翻作大块．即放置不种，俗
称“炕土”，来年大春又再平整种植。轮作
则普遍应用于除冬水田之外的各类田地。主
要的轮作方式有：大小春轮作、粮、经、绿
肥轮作和品种轮作。建国以后，随着人均占
有耕地的逐年减少，耕地利用率逐年提高，
50年代中期即不再有休闲“炕土”的作法，
耕地养护多取轮作。
据1950年代调查，青神县钩虫病虽有感染，但危
害性不如仁寿。1960年代，共有2.34万名患者服用四
氯乙稀驱虫。 1
3.7 顺庆府
民国十五年《南充县志》卷四《食货下·农业》
记载当地主要粮食作物：“邑人常食随地之产，水田
产稻，山土产包谷、红苕（雅名番薯），冬季田土皆
产麦。金佛山半寒瘠，从前独产洋芋（今已绝种下地
亦多腐于地中），五者皆正粮。然以稻、包谷、红苕
为大宗。”包谷种植，“早迟相差尤远，下地五皮早
（发五皮叶即结实），栽秧后播于麦土，交秋已收，
在土不过六十日。七皮早，栽秧时播立秋后收。高
山大黄包谷春分后种，九月尾始收⋯⋯下地包谷后稻
而种，先稻而熟。高山先稻而种后稻而熟稀见。”包
谷种植采用秧苗制，并与红苕形成套种，“红苕不择
土，不甚费肥，种之包谷行中，一季两获，穷民全藉
以代谷米为功不少”。要维持这种农业，“农人出资
本劳力三事：曰耕耨、曰肥料、曰水利。⋯⋯提泥饼
粪堆播散田中，利用扒梳秧田尤重要。”精耕细作的
农业的形成，是由于随着人口增加，这些原本备荒之
作物成为当地贫困人之主食：
西北两路正南路（自城外至万盛场）及
东路近城一带，田居十七，山土十之三；南
路起箐顶，东路起半河低地，田土参半，半
山半土多于田，高有土无田。高地食也，□
之碾以粗壳饲猪，俗称面面饭，质刚耐饱，
惟家富年老者得专食稻米，次者两和，贫者
纯食包谷以有为幸，下地种土穷户，向时亦
多恃杂粮兼凑度日。近年社会消耗增加，杂
粮常贵于米，宁以易米不常食之矣。他若高
梁（惟万盛场所产较多）、荞麦、小米（宜
于初垦火烧之地）间亦种之，非大宗也。
除了杂粮之外，“农家专力经营获利者数种，附
城地蔬菜硕茂，多园户，姜、藕、荸、荠赁良种，田
之美岁利渥于殖谷，以外大宗一曰叶子烟。”专业菜
园亦是钩虫病高感染之区。1942年，据四川省卫生处
寄生虫病调查队的调查，四川“农民染有钩虫病，达
90％以上”。南充尤为严重流行之乡，“川北南充等
县屡次申请协助”。1956年在郊区检查952人，钩虫感
染串为71.8％；城区检查21156人，感染率为32％。 2
清代《广安州新志》载，清初“州民稀少，仅存
少量土著人口，且屡遭虎害，城郭荆棘”，故湖南、
湖北、江西等近十省百姓成批迁入。广安粮食作物以
水稻、玉米和红苕为主。民国时期，全县旱地面积近
40万亩，一般地区多为一年两熟或三熟。壤土是“胡
豆一玉米一红薯”套作；沙土、缓坡土是“小麦一热
黄豆一红薯”套作、轮作；高坡或偏远零星瘠薄沙土
是“豌豆(或绿豆、饭豆)一红薯”轮作；华荣山区多是
小麦或玉米与其他杂粮连种。1950年代调查该县钩虫
病流行严重。1954-1956年，卫生部门对火柴厂和保安
乡22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普查，粪检3209份，有钩
1 青神县志编纂委员会：《青神县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60、118-127、580。
2 南充县志编纂委员会：《南充市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页439。
/番薯、玉米与清初以来四川的钩虫病/
46
虫卵者共2694人，感染率为83.95％。1958年，组织医
务人员1393名，对54.83万人进行预防或免费治疗。 1
3.8 潼川府
雍正《乐至县志》记载：“平原之地宜稻，稻分
各种：有早稻，三月种八月收；有晚稻，五月种九、
十月收，有糯米，可以酿酒。其余有红稻米，大而实
坚，农人所以为饭；有白稻米，白而实逊，农人取以
市买。”康熙年间，随着陕西、广东、湖北、湖南、
江西、福建、贵州等省的移民前来垦荒，至嘉道年
间，美洲作物已成为当地重要的粮食作物。道光《乐
至县志》记裁：“玉麦，即玉蜀也。俗称苞谷，茎高
半丈，须赤外吐，子黄内含，青皮层裹之。一本可得
数包，宜作酒，贫户磨面煎饼，足充日食。”玉米成
为全县普遍栽培的大田作物，1949年种植面积和总产
量仅次于水稻，居第二位。乾隆《乐至县志》记载：
“藷即薯，四月苗生蔓延，五月花穗淡红，冬食其
根，皮黄肉白，一名王延。”乐至县民历有“红苕半
年粮”之说，其在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仅于水稻、
玉米，居第三位。2 玉米种植，历以苕沟间作为主，净
作极少。红苕为露地育苗，惊蛰到春分放种。1954年
在石佛区调查，发现每克粪中有虫卵11.7万余个，感
染率为52.2%。1955-1957年全县共治疗17.12万人，晚
期患者0.5万人。3
和乐至不同，民国时期，安岳玉米种植面积很
小，大都间种在红苕土内，主要分布通贤一带，其次
是县城郊区。玉米种植耕作粗放，施用肥料不足。民
众以大米、红苕为主食，兼及杂粮、瓜豆；贫穷之家
则多以红苕、蔬菜度日，少有大米下锅。红苕产量甚
大，1985年其产量在四川省居第一位。钩虫病流行甚
为严重，1952年，姚市乡感染率为80%。1953年，经
大面积抽样调查，钩虫感染率高达86.9%，据此推断全
县钩虫感染者约有78万余人。4
从以上各府县情况来看，钩虫病不仅在番薯净作
区感染严重；在番薯、玉米混种地中，感染率更高；
在以玉米为主、番薯为辅的区域，钩虫病感染率比番
薯净作区或番薯、玉米混作区，感染率要低。番薯净
作区钩虫病感染率高，前已叙及。对于玉米、番薯混
种与钩虫病的关系，1939-1942年参与四川钩虫病调查
的张奎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四川农民栽植玉蜀黍及白薯的方法，
极有利于钩虫病的传播。这些作物种植于
五、六月间。先将田中土壤耕松，作成许多
轮脊。在轮脊的一边近沟处，挖掘宽约四、
五寸，深约二三寸的小穴。穴与穴之间，相
隔约一、二尺。于是将肥料（大部是人粪）
灌入穴内。每一穴内放入玉蜀黍三、四粒。
然后用疏松的土壤覆盖。如此播种玉蜀黍，
极适宜于钩虫卵在土壤中的演发及滋生。隔
了约半月，经过大雨以后，当土壤极松湿的
时候，用手将白薯的藤栽插于种有玉蜀黍的
田里的轮脊上。工作的时候，赤手赤足，致
使皮肤与含有钩虫传染性幼虫的湿土有很长
时间的接触，因之而促成了钩虫病的大量传
播。 5
为便于和张奎的调查相比较，将地方志中有关
玉米种植技术的记载罗列如下：
1、长寿（重庆府），玉米黍俗名包谷，茎高六七
尺，叶生于节，花著于头，茎腋生包，包内结子，累
累然，如贯珠，有八列、十二列、十六列之别，色有
黄红白种类甚多，大小早迟不一，大概分粘糯二种，
酿酒磨食均佳。（民国三十三年《长寿县志》卷十二
《物产》）
2、筠连（叙州府），玉蜀黍，俗称苞谷。有黄
白红三种。（民国三十七年《筠连县志》卷一《舆地
1 广安县志编纂委员会：《广安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331-334、716。
2 杨月生：《乐至红苕史话》《乐至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92年，页38-40。
3 乐至县志编纂委员会：《乐至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178、194、699。
4 安岳县志编纂委员会：《安岳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版，页180、193-194、791、814。
5 王正仪：《钩虫病》，页86。
/ 环 境 与 社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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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物产》）
3、珙县（叙州府），三月整秧田，播谷，种□，
挖山地，并种杂粮如膏梁、山谷、粟、谷、红稗、包
谷等类。（光绪九年《珙县志》卷四《物产》）
4、大竹（绥定府），有早中晚三种，五叶结实
者六十日熟，七叶结实者八九十日熟，大马牙则九叶
结实熟须百立，粒粒似榴有骨，老则黄而坚。（民国
十七年《大竹县志》卷十二《物产志》）
5、南充（顺庆府），红苕不择土，不甚费肥，种
之包谷行中一季两获。（民国十五年《南充县志》卷
四《食货下·农业》
清代到民国时期玉米一般在三月下种，由于玉
米有早、中、晚三个品种，故可在五六月收获。番
薯在阴历四五月至六七月皆可陆续栽种，由此可形成
与玉米的间种或套作。根据民国十五年《南充县志》
的解释，混种的好处是因为玉米需粪甚多，而番薯不
择土，且可利用玉米地之肥料，故混种于农民十分有
利。四川农民根据番薯的种植方法，种玉米时预先起
脊，以备之后番薯套作。
1956年重庆卫生局在沙平壩区及黄桷坪的调查
也可证明。在单种红苕地中，于每年6月上旬栽藤，
11-12月收获。在包谷混种地，“于每年2月下旬或3
月撒种，6月收获，为春季作物，施肥2-3次，较重，
调查之地皆有钩虫的污染，钩蚴阳性率9.5%，可能
钩虫感染的机会。”重庆郊区红苕与玉米或高梁间种
比较普遍，其方法是：“先撒包谷种子后，1-2月栽
红苕藤，包谷已施肥2次，一般至长高3尺左右⋯⋯据
农民反应两种间种地均‘打粪毒’，尤以包谷窝子较
重。” 1
新编方志对民国时期和1950年代初期的耕作技
术也有记录。如广安县，民国初年至1955年，玉米大
面积播种一般在清明节前后开窝点播。玉米的施肥
情况，在平坝、丘陵地区，是在播种前、出苗后、中
耕前、孕穗期或抽天花后，除中耕时施干肥外，其余
均施人畜粪等农家水肥。自民国以来，玉米的田间管
理，是在苗高七八寸时中耕一次，以利根系发育。2
再如富顺县，玉米传统种植方法是在“立夏”至“小
满”播种；行距2.5市尺，窝距2市尺，每窝1~2株；播
种时施水粪、灰渣肥盖种；三叶时匀苗定苗，施提苗
肥，浅中耕除草；圆秆时施壮秆肥，深中耕培土。3
和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玉米种植技术相比较，乾
隆时期尚不完备。乾隆《三农纪》卷三《御麦》记载；
植艺种宜山土。三月点播，每科须三尺
许，种二三粒，苗出六七寸，耨其草，去其
苗弱者，留壮者一株。三月莳，八九月获。
《三农纪》所记载玉米三月种植，采用点播方
式，以及株距，都和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相同。但
张宗法并未记载施肥情况，薅草也只进行一次。成都
平原地区农民在长期耕作过程中，当然知道人粪的作
用，如康熙《成都府志》卷二十一记载当时农夫对粪
壤重要性的认识：“耕农之事，粪壤为急。粪壤者，
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跷土为肥土。”乾隆《双流县
志》卷六亦云：“近见双亦有之，但不粪治，故质小
而味薄。或食或售，是亦治生之道也。”但由于土地
肥沃，并不是特别重视施肥。直到嘉庆年间，为提高
粮食产量，才注意广为施用。前引嘉庆《什邡县志》
卷五十二《杂谈》就提到粤民“沃之以粪”。张宗法
是什邡人，只是乾隆中叶人地关系尚不是特别紧张，
并不是特别重视施粪，故他在《三农纪》中也对没有
对此详加记载。由此看来，玉米施粪和耕作技术的推
广，是随着种植区域和面积的扩大而同时进行的。因
此番薯、玉米混种所造成的高度钩虫病感染率，是从
乾嘉之际开始的。
蓝勇在一篇颇有启发意义的研究中指出了长久种
植玉米和马铃署等美洲作物会造成土壤肥力递减 4，他
所引用的道光《鹤峰县志》卷六《风俗》的记载颇能
1 重庆市卫生防商站钩虫病研究组：《重庆市自然概况及钩虫病流行因素的调查研究（1956年5月~1957年6月）》，载
重庆卫生局《大灭钩虫病》，重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页41。
2 广安县志编纂委员会：《广安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340-341。
3 富顺县志编纂委员会：《富顺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318。
4 蓝勇：《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贫困性形成的影响》，《中国农史》2001年4期，页3-14。
/番薯、玉米与清初以来四川的钩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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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问题，兹引如下：
田少山多，坡多硗确之处皆种包谷。初虽
时不粪肥自肥，阅年既久，浮土为雨潦洗尽，
佳壤尚可粪种，瘠处终岁辛苦，所获无几。
玉米根系发达，是一种需肥量大的作物。丘陵
山地原本土壤浅薄，长久种植玉米所耗用的肥力以
及水土流失所损失的肥力，如果没有得到及时补充的
话，产量会相当低。在这样一种土壤和肥力条件下，
乾嘉之后玉米大量种植之后，粪肥的使用就越来越重
要了。相应的，钩虫病的感染率与会随之上升。前文
已叙，1949年之后，玉米种植面积和产量有极大之提
高，1949年之后四川玉米种植面积和产量如图2所示。
图2 1949-1985年四川玉米种植面积与产量 1
1949-1958年，玉米种植面积迅速增加，之后有
所下降，1970年代又有所上升，1978年达到最高峰。
从产量来说，总的趋是在增加，特别是1978年之后，
产量增加迅速。1949-1958年也是番薯种植面积迅速增
长的时期，随着两种作物种植面积迅速增长，以及一
年二熟甚至三熟的推广，玉米、番薯的混种越来越普
遍，钩虫病感染率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4 营养、症象与性别
钩虫病是农民最易感染的五大寄生虫病之一，也
是一种对农民健康危害甚大的疾病。在营山，该县农
民对于此病症象有清晰的认识：
钩虫病俗称黄肿病、懒黄病，是一种
地方性疾病。解放前，营山农村百分之九十
以上的农民都程度不同地患有这种病。得
了这种病的人．初期头昏、身软、面黄、贫
血、逐渐加重，到了晚期面呈蜡黄色，全身
浮肿，肝脾出现痞块，终至血气衰竭而死。
因此人们对这种病望面生畏，谈病色变。有
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人们的这种恐惧：得了
“懒黄病”，成天都想困。耳鸣心里眺，脚
把身无劲。吃得做不得，讨嫌惹人恨。求神
又吃药．是法都使尽。落个人财空，不知啥
原因。2
从中可见，美洲作物的传播，不仅造成“贫困性
结构”，也造成农夫身体的巨大损害。钩虫病在番薯
净作区及番薯、玉米混种区农民中不仅有极高的感染
率，其临床症象也非常严重，这在四川是一个比较普
遍的现象。兹将民国以来的一些调查罗列如下：
1、1939-1942年四川省卫生处与齐鲁大学调查，
川北阆中、南部、苍溪、仪陇、南充、西充，川东营
山，川南自贡等地方，钩虫病感染率高达90％以上，
其中30-40%为较剧烈之患者。在仪陇县复兴乡温家
湾，钩虫病重度患者尤多，民众将该地称为“金姓娃
湾”。3
2、1956年在沙平壩区及黄桷坪地区检出27679例
钩虫感染者。在沙平坝区27541例感染者中，无症状
和无体征仅为364例，占31.4%；有症状兼有体征的有
12607例，占45.6%；有症状又有体征的为6388例，占
23.1%。 4
3、1956年在屏山县白塔乡粪便检查4137人，感染
率为51.68%；已发病663人，发病率31.01%。 5
4、1956年达县对263个农业社粪检20135人，感染
1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农业志》上册，页143。
2 张映斗：《解放初期营山防治钩虫病情况》，《营山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1998年，页109。
3 杜惠馨：《南充钩虫病防治史》，《南充文史资料》第八辑，1993年，页129-1934。
4 重庆市卫生防商站钩虫病研究组：《重庆市自然概况及钩虫病流行因素的调查研究（1956年5月~1957年6月）》，载
重庆卫生局《大灭钩虫病》，重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页27-28。
5 屏山县志编纂委员会：《屏山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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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61%。感染人群中重点调查2787人，因患钩虫病
丧失劳动力者占15.37%。 1
5、1955年大竹查出感染者37万余人，患者（有症
象者）25.1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39.1％，其中丧失劳
动力的约0.6万人。 2
6、1953年梁平县全县45.6万人中有37万人患钩虫
病，18万人急需治疗，0.5万人丧失劳动力，有症象者
占39.47%。 3
7、1950年代宣汉县钩虫感染率约占总人数的50%
左右，发病人数占感染者总数的5%左右。 4
上述调查中除宣汉以外，皆为严重感染。可见，
钩虫病已不是单纯的感染，而是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民
的身体健康。民众中流传的谚语也能证明，如在富
顺，民间有“瓜儿肿，懒黄病；爬坡累，难活命”之
说。5 南充的情况也是如此：
钩虫病是南充地区主要地方性寄生虫病。
患者贫血、肤黄面肿、疲乏无力，故俗称“黄肿
病”、“耙黄病”。患病后，常有食生米、泥
土、木石等异嗜现象，严重者产生腹水，丧失劳
动力，甚至危及生命。民间流传着“三、四月栽
红苕，肥水咬脚恨难消。心累气促呼吸短，行走
坐卧不安然。男孩发育不强健，妇女不孕怨苍
天。老年得了黄肿病，气息奄奄丧九泉。要想治
好黄肿病，只有神仙下尘凡。” 6
上述钩虫病具有严重症象之区域，皆是番薯种植
较多之区。钩虫病感染者并一定表现为症象；表现为
症象者，除与个体免疫力有关，营养为重要之因素。
正正仪在四川调查时就发现了这个的问题。他指出
西充感染者平均虫卵数（每毫升大便4172个）比北碚
（6839个）要低许多，但西充有临床症象者，远较北
碚多且重。王正仪认为这与西充营养远较北碚为低造
成的。7 根据王正仪的这一研究，我们可以对番薯种植
区钩虫病临床症象较重做出解释。
上文已叙，乾嘉以后，玉米和番薯渐渐成为两
种作物集中种植区农民的主要粮食作物。在以番薯和
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区，往往土壤贫瘠，出产不
丰，农民生活比较穷苦。乾嘉以来，开发丘陵、山地
的农民，大多也是穷苦农民。因此，在番薯和玉米充
当主要粮食作物的地区，比较普遍的现象是生活艰辛
以及营养不足。举例言之，光绪《庆符县志》卷十五
《风俗志》记载庆符县，“山多田少，小春杂粮为主
故四时农事不懈”，在这种情况下，“饮食俭者以杂
粮为常食”，由此形成“嗜好好俭朴”的民风。
民国三十三年《长寿县志》卷十二《物产》记
载:“吾邑山多田少，种土人家率以（玉米）代半岁之
粮。”该志卷四《风土·风俗》:“一曰饮食。邑山多
田少，出产不丰，乡村以番苕、玉蜀薯、大麦、小麦
为食者十居六七。”县民以美洲作物为主要粮食。
筠连也是这种情况。民国三十七年《筠连县志》
卷一《舆地志·物产》记载玉米，“为农民主要食
粮”，红苕，“为农家代食品”。该志卷七《人文
志·风俗》记载：
食物：中赀之家，以食米为主，贫民则食
玉麦，间以杂粮，清末，富家食肉，月仅二三
次，近则一席之家，亦有当贫民数月粮者。
庆符、长寿、筠连并不是特例，万源也是如此。
民国二十一年《万源县志》卷三《食货门·户口》记
载：“清初以川省遭献贼乱，人稀土旷，粮额较他省
独轻，万源尤甚。”这种情况导致外来移民的迁入和
玉米的传入。该志卷三《食货门·物产》在“御麦”
条下说：“今亦呼苞谷，古名梁，即所称黄梁、红
梁、白梁是也⋯⋯山民倚以为粮，十室而九。”该县
1 达县卫生志编纂委员会：《达县卫生志》，内部印行本，1986年，页139。
2 大竹县志编纂委员会：《大竹县志》，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页670页。
3 梁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梁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页157-160、645-657。
4 宣汉县志编纂委员会：《宣汉县志》，四川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835。
5 富顺县志编纂委员会：《富顺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614。
6 杜惠馨：《南充钩虫病防治史》，《南充文史资料》第八辑，1993年，页129-1934。
7 王正仪：《钩虫病》，页52-53。
/番薯、玉米与清初以来四川的钩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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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玉米为最主要食物。民国《万源县志》卷三《农业
志》还记载了该县山区农民的困苦生活：
万源处群山万壑之中，除城镇聚处人
民经营他业外，余则散居乡野，概以务农为
生，其耕耘种植之法，由前人传播而来，陈
陈相因，故四民之中惟农家劳苦特甚，终岁
勤动，难免饿殍。盖县属山高土薄，畏旱忌
雨，所谓十足收成，十年几难一见。孟子乐
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似为县属农民
言之也。
相比较而言，宣汉县临床症象者较低。民国二十
年《宣汉县志》卷六《财政志·户口》：“明季流贼
屠川遗黎无几蜀龟鉴云：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
摇黄者十之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数万不存
一，宣汉亦川东一隅也。⋯⋯顺治十七年初招垦然遗
民得返故居者千不一二，康熙四年又招两湖两粤闽黔
之民实，东西川户口始渐繁滋。”两湖、两粤、闽、
黔之民将美洲作物带到了该县。民国《宣汉县志》卷
四《物产志》记载番苕，“洋芋而外，此亦大宗。”
在“玉米”条下则记载：
大都视为副产，专供酿酒喂猪之用，间
亦充食或参饭而已。高山如双河口一带，则
为重要植物，终年食此，乍以米易，反觉口
腹不宁，习惯然也。
但美洲作物的引进只是改变了宣汉部分地区的
食物结构。宣汉粮食作物产量依次是水稻、小麦、洋
芋、玉米和番薯。洋芋盛产于高寒山区；玉米主产于
山区地带，其他地区种植较少。五十年代之前，玉米
多与大豆混种，高寒地区多在轮歇地内种植。红苕为
山区人民主食，习于平作。故1950年代，县内农村钩
虫感染率一般占总人数的50%左右，最高为69%，最低
为20%。1 因此，宣汉不仅钩虫病感染率低，临床症象
也不严重。
钩虫病感染率与症象问题还需要探究的一个问
题是性别。新编《夹江县志》说：“家庭中，男耕女
织，田里活作靠男子。建国后，习惯渐移，妇女劳动
比同男子。”2 新编《广安县志》也记载：“民国时
期，农业生产以男人为主，妇女只从事种菜、收割粮
食等劳动。”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1949年之前，钩虫
病感染人口要减少约50%。但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并不
是如此，1939年张奎在营山县新店乡检查男性122人，
女性54人，其感染率分别为96.08％和93.13％。4 1941-
1942年，张奎在南部县调查，该县“感染中妇女略多
于男性”。5 1951年王正仪调查西充县三个乡12011
人，男性和女性感染率分别为76.5%%和72.4%%。6
地方志的记载也能证明1949年之前，女性在农业
生产中的作用。民国三十三年《长寿县志》卷四《风
土·节序》记载，阴历四月，“是月刈麦，蚕入箔，
乡间男女无闲者。”民国二十年《宣汉县志》卷五
《实业·职业·妇女职业》记载更详：
宣汉处蜀东偏，交通沮滞，文化落后，
固无所谓妇女职业运动也。然而家庭视线社
会舆论对于妇女职业非常注重，故普遍家庭
如烹饪、如纺织、如浣濯、如饲畜、如园
艺，莫不视为妇女应尽之天职，尚有一部分
地方且能任与男子同等之工作者，此则吾县
固有之良良好风尚也，兹特分述如下：农业
界，扯猪、拿草、抛粮、下种、养蚕育桑为
其专责，挖地、扦田及收割两日，亦能为男
子之助手，各区大抵如是，惟上西区及上北
区如耕田、挂田、打谷均优为之。
1930年代妇女在农业生产已经起到“半边天”的
作用。该志卷五《实业·职业·妇女职业》还特别提
到妇女裹脚情况：“全县妇女以角黍式小脚为最多，
清末始渐解放，惟此两区有清时即多完全天足者。”
清末之前妇女裹脚主要是在农业发达的平坝地
区，在山区则是天足。钩虫病发生的主要途径是在
采摘番薯藤以及将其种植到玉米地中，而这些工作妇
1 宣汉县志编纂委员会：《宣汉县志》，四川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29、835。
2 夹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夹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652。
3 广安县志编纂委员会：《广安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752。
4 转引自营山县志编纂委员会：《营山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页700。
5 转引自南部县志编纂委员会：《南部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706。
6 王正仪：《钩虫病》，页97-99。
/ 环 境 与 社 会 /
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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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小孩及老年人都可以担当。查钩虫病“着土痒”
的部位，“最常见者为足趾或手指之间及足背或手背
之上，但踝部及手腕亦常有受感者。”1 清末之前，
因裹脚关系，妇女可能不会赤脚在田间劳作，尾蚴通
过足部皮肤钻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总之，清末以
前，妇女虽然有一定的钩虫病感染率，但要比男性低
许多；清末以后，则男女之间的差别相差不大，甚至
有的地方女性还高于男性。
五、结论
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使四川土著人口剧减，来自
不同省籍的移民杂居在一起，造成四川十二指肠钩口
线虫和美洲板口线虫混合感染的现象。不仅如此，闽
粤移民将番薯及其种植技术也带到了四川各地。由于
在秧地施加人粪，在采藤移栽过程中会感染钩虫病，
故康熙、乾隆年间，闽粤移民及其后裔成为第一批严
重感染钩虫病的人群。乾嘉之际及其之后，随着人口
的增殖，番薯和玉米向丘陵山地地区扩张。这一过程
不仅表现在番薯和玉米种植面积的扩大上，还表现在
玉米、番薯间种、套作制度的形成和施粪的增加。在
那些两种作物混种的地区，农民不仅在番薯秧地受到
感染，在移栽到玉米地时受到重复感染，使得感染率
更高。因此，乾嘉之际之后，钩虫病总的趋势是感染
人群不断增加，感染区域不断扩大，在没有有效治疗
手段的前提下，终在1950年代达到最高峰。另外，随
着清末以来妇女钩虫病感染率的不断上升，亦增加了
钩虫病感染的人数。
乾嘉之际之后番薯、玉米的普及虽然养活了不
断增加的人口，但由于以这两种作物为主要食物的丘
陵、山地地区，营养水平不及稻区，造成钩虫病不仅
在以这两种作物为主要粮食的地区有极高的感染率，
而且症象严重，从而对身体造成极大的损害。到民国
时期，有症象的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40%。乾隆末、
嘉庆初以来，对于整个四川来说，玉米和番薯在整个
粮食结构中的比重日益提高，到1950年代之后达到最
顶峰。伴随这种结构的形成，是营养水平的不断下降
和钩虫病临床症象的不断上升。
与番薯净作区和番薯、玉米混作区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在川北、川东北、川西和川东南的玉米净作
区，由于耕作比较粗放，复种指数低，施粪有限，钩
虫病感染率低。在藏族、羌族和彝族居住的区域，由
于粪肥的不被使用或少量使用，钩虫病感染率更低。
这种情况直到1950年代复种指数的增加和人粪使用的
推广之后，才稍有改变。传统农业的特点就精耕细作
和人粪等有机肥的广泛使用。在江南地区，明清以来
桑蚕业最为发达的湖州府，由于精耕细作和人粪使
用，其钩虫病感染率和有症象人口之比重，和四川番
薯净作区和番薯、玉米混作区相似；然在耕作技术相
对“粗糙”的棉作区，钩虫病感染率和症象却都是轻
微。2 同样在川西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耕作技
术的粗糙和人粪的不用或少见，钩虫病同样感染者和
患者皆甚少。总之，从寄生虫病史观察某些传统农业
区里的农民，其生存或发展的代价往往是健康的巨大
损害。
（责任编辑 王保宁）
Sweet Potato, Maize and Ancylostomiasis in Sichuan Province since the early Qing Dynasty
LI Yushang，YANG Yux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from Fujian Province and Guangdong Province took America crops into
Sichuan Province during the wave of immigrants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s its population grows larger, sweet potato and
maize were introduced into mountain land and hills and became their chief crops. Different from the North area, local method
of intensive cultivation not only had led to high infection rate and high infected area of hookworm disease, but also serious
symptoms.
Key words: Ancylostomiasis; American Crops; Migrants
1 王正仪：《钩虫病》，页37。
2 李玉尚：《明初以江南农业结构转变与疾病变迁：以钩虫病为中心》，刘翠溶主编《自然与人为互动：环境史研究
的视角》，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473-521。
/番薯、玉米与清初以来四川的钩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