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 文 ：钟晓青. 马尔萨斯“警醒”与中国人口的国家干预政策[J]. 生态科学，2011，30(4):459-464.
ZHONG Xiao-qing. Alarm of Malthus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olicy to population of China[J]. Ecological Science, 2011, 30(4)：
459-464.

马尔萨斯“警醒”与中国人口的国家干预政策

钟晓青 1,2,3,4,

1．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州 510275
2．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3．中山大学有害生物控制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4．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50

【摘要】1958～1979 我国明显处于马尔萨斯“诅咒”或“陷阱”时期，谷底在 1960 年。1949 年以来的实践证明“警醒”或“陷
阱”最主要作用是促进“政府干预”性质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的诞生和实施。本文利用总和生育率（TFR）模型 P n =
（TFR/ 2）P n-1计算了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从 1949 年起政策支持 TFR=6.0 的生育水平，相对 2008 年的实际总人
口 13.28 亿，四大政策减少出生了 132.52 亿人； 如果保持 TFR=5.0 的生育水平，减少出生了 71.095 亿人。如果保持 TFR=4.0
的生育水平，减少出生了 29.92 亿人。如果保持 TFR=3.0 的生育水平，减少出生了 4.945 亿人。四大宏观调控政策“调控
人口”是成功和有效的。
关键词：马尔萨斯陷阱 计划生育 总和生育率（TFR） 宏观调控政策
doi:10.3969/j.issn. 1008-8873.2011.04.016 中图分类号：Q945.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73(2011)04-459-06
Alarm of Malthus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olicy to population of China
ZHONG

Xiao-qing
1,2,3,4

1.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3. State Key Lab of Biocontr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4. State Key Lab for Architecture on Subtropic,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50, China

Abstract: During 1949~1979,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resource of China was from the foods. Under the curse of
Malthus during the periods we considered the whole country was in the trap of Malthus because both the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 of foods increased, while the average levels of food decreased. The periods during the trap of Malthus began from
1958 and ended in 1979, and the lowest was in 1960.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from foods, the four policie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coupons system (including the food coupons and food cards system),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and family planning were carried out one by one. With the total 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 (TAFR or TFR) population
model Pn =(TFR/2)Pn-1, we calculated the reduced population if there had been not the fou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olicies.
Given the “TFR=6.0” from 1949, the population would have been 14.58 billion, about 13.252 billion more than the actual
population 1.328 billion of 2008; given the “TFR=5.0”, the population would have been 8.4375 billion, about 7.1095 billion more
than the actual population of 1.328 billion; given the “TFR=4.0”, the population would have been 4.32 billion, about 2.992 billion
more than the actual population; given the “TFR=3.0”, the population would have been 1.8225 billion, about 0.4945 billion more
than the actual population of 1.328 billion. It was proved that the four policie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China were
successful and effective.

Key words：the trap of Malthus; family planning; total 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 (TFR), policy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收稿日期：2010-07-01 收稿，2011-04-02 接受
基金项目：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绿色空间研究”（2010KB10）、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资助项目“公地悲剧及生态经济对策研究”（99XA790011）及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生态经济边缘效应研究”(974083)
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九五”重点项目（96AJB042）。
作者简介：钟晓青（1962—）、男，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生态经济学
第 30 卷 第 4 期 生 态 科 学 30(4): 459-464
2011 年 7 月 Ecological Science Jul. 2011

万方数据
1 引言(Introduction)

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民族的生育意识，四大文
明古国只有中国人丁最兴旺（印度是在我们“刹车”
后才逐步显示出人口繁衍的强势）。1957 年，马寅
初提出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如果按 1953
年统计的 20.0‰的增殖率估算,“30 年后同实际的人
口数字一比, 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他还分
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
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在此文中，
我们把“马寅初曾经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
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
的《新人口论》引伸意义为“马寅初警醒”[1]。
1798 年马尔萨斯从科学角度最先提出“控制人
口”理论，在他的《人口论》中[2]认为“由于人口呈
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级数增长，为了避免饥
荒、战争、瘟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
类必须积极节育。”这与当时早 20 年出版的亚当•
斯密所著的《国富论》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并且大
力提倡“增加劳动数量”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有严重
冲突，过去 300 年来，科学中一直在试图证明马尔萨
斯“错误”的“人口控制”机制。
马尔萨斯的理论属于科学探索但原文中并未作
严密的科学论证，其本身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种“科学
假说或猜想”，后来的理论界把“人口发展超出相应
的农业（或粮食生产）发展水平”的状态称为“马尔
萨斯陷阱”，而对于“几何级数比对代数级数的资源
约束”我们在此文中针对其缺乏科学严谨的证明而引
伸其意义为“马尔萨斯诅咒（假说）”。
“马尔萨斯诅咒”和“马寅初警醒”主要的影响，
是促进了中国“政府干预”性质的人口控制及调节制
度包括户籍制度、票证供应制度、上山下乡、以及“基
本国策”（计划生育）的诞生和实施60年（1949～
2009）。在目前中国人口控制的重要关口，认证探讨
研究这段全世界惟一的“国家干预”人口政策的功过
是非，对于经济学中关于“国家要不要干预经济”和
“国家如何宏观调控经济” 以及在“总人口”的国
家、民族、社会（种群）层面上的控制及引导问题，
都是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上求实和创新。

2 研究的思维和框架(Research thing and methods)

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认为“由于人口呈几何
级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级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
争、瘟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
积极节育。
马尔萨斯“诅咒”或“陷阱”的构成要件有：
a) 人口在增长；
b) 粮食也在增长；
c) 人均粮食却没有增长甚至下降（甚至降到“基本
（口粮）线”以下）。
现在我们把“人口发展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
平”的状态称为“马尔萨斯陷阱”。引伸意义为：如
果一个国家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这个国家经济增
长的速度，那么这个国家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增加，而
居民的平均社会福利水平却是在下降，这种经济总量
的增加与平均社会福利下降同时出现的现象被描述
为跌入“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
代数级数增长。”问题，用生态学理论来分析。我们
可以审视人类在生态系统的食物链锁关系的位置，以
及相对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与人类的生态关系。然后
比对其总和生育率的比例关系，就可以清晰地得出人
口的增长和粮食增长的数量比例关系。
马尔萨斯最大的“误区”在于没能预见到技术革
命对粮食增产的作用；也没有预见到贸易全球化对于
抑制粮价的作用中，具有自然和经济优势的国家低成
本产粮，然后运到种粮成本高的地方，从而缓解供求
矛盾；没有预见到人类自发的避孕意愿置根于福利制
度发展使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淡化，女性解放让很多
女性选择晚婚晚育；没有预见到社会经济文化及生活
水平越发展人们越不愿生孩子，于是总和生育率自然
降低到“世纪更替”水平之下，人口萎缩的困境与人
口爆炸同样可怕。
从其他学科角度对“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
呈代数级数增长”的“马尔萨斯诅咒”（假说）很难
证伪，但是，从生态学食物链和金字塔原理来看：
 粮食生产属于生态学的第一性生产或初级生产，
人口生产（增长）属于生态学的第二性生产或次
级生产，后者以前者为基础，转换效率不会超过
10%（百分之十定律）；
 全球生态系统或区域（国家）生态系统中如果没
有大的自然灾害和生物灭绝的灾难发生；
 经济财富一体化，不存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
死骨”的分配不均现象；
 人类是食物链金字塔塔尖（顶）的“顶级动物”，
不应该与植物争地，与食草动物争食并导致他们
种群生物量及生物多样性锐减甚至灭绝；
 自然界 K 与 r 对策生物的生态状态未受大的干
扰，食物对生物种群的自律机制并未完全起作
用。
以上生态条件成立，自然生态系统基本稳定，则
“马尔萨斯诅咒”（假说）即可通过“食物链与金字
塔原理”加以证实或证伪。
但是，“马尔萨斯诅咒”（假说）在现实中却阴
影不去，人类粮食生产和人口膨胀尤其在“贫困”国
家中“显形”，我国的 1949～1979（特别是 1960～
1962）也出现过痛苦的“魔影”。这也是本文要首先研
究、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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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3 马尔萨斯 “警醒”下 “人口与粮食矛盾” 的 TFR
解构（Under the alarm of Malthu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the food of China）


图 1 自然界所有的生物物种的存活对策的曲线表达方式
Fig. 1 Curve expression for alive countermeasures of all
species in the Nature

人类在生态系统的食物链锁关系的位置是最高
级的“顶级动物”。换句话说，通过食物链锁关系人
类对生态系统的其他物种“大小通吃”。也就是说，
生态系统的几乎所有的生物生产量都可以直接或间
接地成为人类的食物。例如人类不能直接吃“木材”，
但通过吃木材的昆虫，昆虫被鸟类（或家禽）捕食后，
人类能间接地“食用”。而且，木材还可以通过培养
香菇、木耳、银耳等途径成为人类的食品。
根据自然界所有生物的“存活格局”，通过总和
生育率（TFR）的比较分析也可以证明“人口呈几何
级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级数增长。”的荒谬。
自然界所有的生物种群的动态存活曲线如图 1
所示。
图 1 描述了自然界所有的地球生物种群的存活
格局的曲线表达方式，或所有的地球生物的生存对策
方式。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态（存）对策(bionomic
strategy)或生活史对策（life history strategy）也就是
“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对某一些特定的生态压力所采取
的生活史或行为模式”包括 K 对策和 r 对策两大类。
强者生存对策方式或 K 对策(K-strategy)：图中的
凸型曲线。幼体和中年个体的存活率相对高，逼近或
达到正常死亡年龄后寿终正寝式的个体的死亡率高。
人类和一些大型顶级哺乳动物如野生状态下的狮子、
老虎、鲸鱼属于这一类。一般一次（胎）生育 1-2 子，
但成活率很高。终生生育的子女一般不超过 10（总
和生育率 TFR<10）。
中等者生存对策方式：图中的对角型曲线。各年
龄段的死亡率恒定，曲线呈对角线型。大多数生物属
于这一类型，在一生中较高的死亡率伴随一生（总和
生育率 TFR<100）。
弱者生存对策方式或 r-对策(r-strategy)：图中的
凹型曲线。各阶段都具极高的死亡率。大多数鱼类、
两栖类、海洋无脊椎动物、寄生虫、细菌、病毒等低
等生物属于这一类。如鱼类一次产卵成千上万，能活
下来的比例（成活率）不高，但只要有少数活下来，
种群仍然可以繁衍下去（总和生育率 TFR>10000）。
人类是 K 对策最顶级的动物，总和生育率（TFR）
一般小于 10。其他所有的约 150 万种动物和植物作
为我们的食物之源，总和生育率（TFR）一般大于 100，
甚至大于 10000。建立人口和食物资源增长比对模型
为：
Lim (TFR 人类 /（150 万种× TFR 其它）) = Lim( 10
/ 1500000 × 100 ) → 0
反之：
Lim (（150 万种× TFR 其它/ TFR 人类 ）) =
Lim( 1500000 × 100 / 10 ) → 15000000
人类食物是十分充足的。只要：
1. 不要人为大规模地破坏生存环境；
2. 避免大规模种内冲突产生的战争性内耗；
3. 不出现大规模的气候或地质灾难造成大规
模物种灭绝；
4. 杜绝“以粮为纲”的毁林开荒，实现“退耕
还林”；
5. 保持并强化海洋、湖泊的“休渔”制度；
6. 注意主、副食生产的同步性和协调性；
7. 更新狭义“粮食”的观念，拓宽饮食的“多
样性”；
8. 保持“顶级”动物的杂食性，应该在食物链
顶端以整个生态系统的全生物量为食物。
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
代数级数增长。”的“猜想”或“诅咒”是根本站不
住脚的。但是，我国的建国初的 30 年中，由于：
a.食物概念褊狭，“越位”只吃“五谷杂粮”，
养殖业、捕捞业萎缩；
b.耕地经营上的“浮夸”，虚报“产量”；
c.自然灾害；
d. “大锅饭”；
e.其他经济、政治和体制原因。
我国的“粮食”供应陷入了不得不的“紧缺”阶段。
4 期 钟晓青：马尔萨斯“警醒”与中国人口的国家干预政策 461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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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尔萨斯“诅咒”（陷阱）下的人口压力及国家干
预政策（Under the curse of Malthus the population
press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olicies of
China）




图 2 “马尔萨斯陷阱”与我国人口国家干预措施
Fig.2 The trap or curse of Malthus and the policie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China

国家统计局和农业统计年鉴的资料公布了 1949
年到 2007 年我国的粮食生产总量增加 38832×104t。
虽然期间有个别年份粮食减产，但整体呈上升趋势。
2007 年粮食产量比 1949 年增加了 343.1％，粮食产
量大幅提高。2007 年粮食的年增幅为 0.81％，如果
按照这个速度增长，2010 年粮食产量将达到 5.14 亿
吨，2020 年将达到 5.57×109t，基本符合略高于邓亦
武、柯炳生、黄季琨的预测（邓亦武，2004；王先进，
1996）。但低于世界银行 6.06×104t 的预测（莱斯特•R•
布朗，1998）。2030 年我国粮食产量预期将达到 6.04
亿吨，粮食生产还应该以更大的增幅发展（张金枝，
邵庆均，邹先定，2003；郭安宁，魏德宏，2003）。
我国粮食生产分为 4 个阶段。
 第一阶段从 1949 年到 1960 年，粮食变化与耕地
同步，先上升再下降。耕地从 1949 年到 1960
年增长了 5.26％，粮食增产 26.79％。这一时期
粮食增产主要依靠耕地面积增加实现的。
 第二阶段从 1961 到 1995 年,耕地减少了 6.02％，
粮食产量却不断上升，1995 年比 1961 年增加了
216.35％。粮食的增产并不依靠耕地的增加，而
是靠单产提高（王梅,曲福田，2005）。
 第三阶段从 1996 年到 2003 年。1996 年之后耕
地面积继续减少，并在 2003 年出现大幅下降，
比 1996 年减少了 5.11％。粮食产量也下降了
14.64％，2003 年达到最低值。
 第四阶段从 2004 年到 2007 年。生态退耕增加，
耕地减少速度放慢，粮食产量回升。
1950~2007 年中国粮食增产率。波动幅度在-5%
到 10%之间。57年之间只有 15年粮食减产，其中 1959
年最为明显。其他 42 年粮食增产，增加幅度超过减
少幅度。因此可以归纳中国粮食产量的总体趋势是上
升的，但这种上升并不稳定，增产率波动较大，呈周
期性变化。1975~1978，2004~2007 出现了连续 4 年
的增长率下降。1950 年我国粮食产量增长率最高，
为 16.74％。1973 年之后我国粮食生产再也没出现过
两位数的增长，也未出现过 1959、1960 年 15％以上
的大幅度减产。说明我国 1973 年之后的粮食生产相
对之前稳定性提高，有望持续增长。
我国人口从 1949 年的 5.42 亿基本上是年年递
增，增加到了 2008 年的 13.28 亿。于是，在 1949～
1979，我国的情况与马尔萨斯“诅咒”的构成要件十分
相似：
1. 人口基本上是年年递增；
2. 粮食也是年年递增；
3. 人均粮食在1956年达到建国后的第一个小高峰，
为306.7979 kg·a-1。然后就开始跌入1960年的“谷
底”，为216.74 kg·a-1。而回到1956年“小高峰”的
306.7979 kg·a
-1的水平，直到1975年（307.86
kg·a
-1），之后经过77、78年的反复，真正稳定突
破是1978年以后，超过316.62 kg·a-1。
从图 2 可以看出，1956～1978 年明显是属于我
国的“马尔萨斯陷阱”时期。该时期由于马尔萨斯“诅
咒”的压力，我国被迫采取了“宏观干预”政策有四项：
 户籍制度
 票证制度
 上山下乡
 计划生育
1955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
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
建立户口登记制度，开始统一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
作。建国以来，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大致可划分
为 3 个阶段：
 第一阶段，1958 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
 第二阶段，1958 年～1978 年，为严格控制期；
 第三阶段，1978 年以后，半开放期。
1955年 8月 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17次会
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
462 生 态 科 学 Ecological Science 31 卷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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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从此应运而生，此后，食用油票、豆腐票、布票等
各种票证进入人们的生活，各种商品皆需凭票购买，
中国进入长达 30 多年的“票证时代”。
粮票是中国从1955年到1993年发行的一种购粮
凭证。那时候，城镇居民必须凭粮票才能购买粮食。
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是中国因长期实行计划经济，
商品短缺的见证。
1993 年 2 月，全国两会召开，代表委员们就餐
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 月 10 日，北京市政府
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告别粮票，从
1992 年 4 月 1 日就开始了，当时国家同时提高粮食
的定购价格和销售价格，基本上实现了购销同价，在
此基础上，各地陆续开始放开粮价、取消粮票。1955
年出现的粮票，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悄然退出了
历史舞台。
1956 年 9 月，从毛泽东同志：“一切可以到农村
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 1968 年后达到全国
性的高峰，1979 年结束，作为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
是有限的，但在降低“育龄妇女”的生育欲望和降低国
家总和生育率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笔者在恢复高考
之前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在十分艰苦的生存条件下，
知识青年的“结婚生子”简直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奢望。
图 2 中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区段与“上山下
乡”的时间段十分地吻合。

5 我国人口宏观干预国家政策的绩效评估
(Evaluation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olicies of
China)

在严重的粮食危机的压力下，国家的四大政策陆
续出台。户籍制度为“计划供应”的票证制度作了操作
层面的铺垫，票证制度为全民“节约每一粒粮食”制造
了氛围和压力。上山下乡大大降低了“育龄妇女（女
知识青年）”的生育欲望。但这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
根本办法，于是，“马寅初警醒”在“马尔萨斯陷阱”的
困境中促使国家层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应运
而生。1979 年，“只生一个好（翻译成为总和生育率
语言为：“TFR=1”时最好）”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为“基
本国策”，在行政长官“一票否决”的制度下，被严格
地推行。
实际上，严格总和生育率（TFR）控制的“人口
与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有如下模式可供选择（图 3）：
 TFR=0 模式：
 TFR=1 模式：
 TFR=2 模式：
 TFR=3 模式：
 TFR=4 模式：
 TFR=5 模式：
 TFR=6 模式：
先讨论 TFR = k 的模式：在“一夫一妻”的家庭中
有 2 个人分别是男 W 和女 M，则起始人口 P1 =2。如
果，他们按照总体总和生育率（TFR = k ）进行生育，
则他们家庭的下一代人口或社会人口 P n为:
P n =（P n-1/ 2）×TFR =（k/ 2 ）P n-1……..（1）



图 3：我国人口宏观干预国家政策的模式选择
Fig 3: patterns choice about the population policie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China

当:
 TFR=0 时，P1 =2; P2 =0; P3
=0;……………………Pn=0. 总人口等于零，人
口种群灭绝。
 TFR=1 时，P1 =2; P2 =1; P3
=0.5;…………………Pn= （P n-1）/ 2. 总人口
在一个平均生育期（20年）中减半，人口种群 “减
半灭绝”。（钟晓青，2009）
 TFR=2 时，P1 =2; P2 =2; P3 =2;……Pn= P n-1 = 2.
总人口在每平均生育期（20～30 年）中保持“零
增长或近零增长”（由性别比决定）。
 TFR=3 时，P1 =2; P2 =3; P3 =4.5;
P4=6.75;………Pn= 1.5 P n-1. 总人口在每平均
生育期（20～30 年）中保持“1.5 倍增长”。
 TFR=4 时，P1 =2; P2 =4; P3 =8;
P4=16;………Pn= 2.0 P n-1. 总人口在每平均
生育期（20～30 年）中保持“2.0 倍增长”。
 TFR=5 时，P1 =2; P2 =5; P3 =12.5;
P4=31.25;………Pn= 2.5 P n-1. 总人口在每平
均生育期（20～30 年）中保持“2.0 倍增长”。
 TFR=6 时，P1 =2; P2 =6; P3 =18;
P4=54;………Pn= 3.0 P n-1. 总人口在每平均
生育期（20～30 年）中保持“3.0 倍增长”。
 TFR=k 时 Pn =（k/ 2）P n-1. 总人口在每平均
生育期（20～30 年）中保持“（k/ 2）倍增长”。
从上面的计算分析中，可以结合现实或现状人
口，得出 TFR=2 时为“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的转
折”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志：
 当 TFR<1 时，劳动力稀缺甚至人口困境会出
现；
4 期 钟晓青：马尔萨斯“警醒”与中国人口的国家干预政策 463

万方数据

 当 TFR>= 3 时，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会迅
速增加；
 当 TFR= 2 或（1+S/100）时，人口稳定，对
资源、环境的压力会缓慢减少（刘易斯转折点）。
实际上，“TFR=0”这是人类的“自我灭绝”的灾
难，其种群灭绝率比“原子弹”超强。还是让人类在“丁
克”精神的享乐中，潜移默化地“快乐死”。“TFR=3”：
这是一个增长 1.5 倍的模式，在人口规模较大并临近
粮食、水、土地等其他资源的人均极限时，采用之也
是过头并遭遇“极限”的。
根据公式（1），假设如果我们在 1949 年以后没
有“马尔萨斯诅咒”的阴影，没有“马寅初警醒”，没有
跌落在“马尔萨斯陷阱”里，也没有被迫实行国家干预
的三大政策，那么：
从 1949 年起，我们在“多子多福”的传统下政策
支持并保持 TFR=6.0 的生育水平，经过 3 个生育周
期后的我国 2009 年总人口应该为 145.8 亿人。相对
2008 年的实际总人口 13.28 亿人，我们国家层面的三
大政策减少出生了 132.52 亿人。
从 1949 年起，我们在“多子多福”的传统下政策
支持并保持 TFR=5.0 的生育水平，经过 3 个生育周
期后的我国 2009 年总人口应该为 84.375 亿人。相对
2008 年的实际总人口 13.28 亿人，我们国家层面的三
大政策减少出生了 71.095 亿人。
从 1949 年起，我们在“多子多福”的传统下政策
支持并保持 TFR=4.0 的生育水平，经过 3 个生育周
期后的我国 2009 年总人口应该为 43.20 亿人。相对
2008 年的实际总人口 13.28 亿人，我们国家层面的三
大政策减少出生了 29.92 亿人。
从 1949 年起，我们在“多子多福”的传统下政策
支持并保持 TFR=3.0 的生育水平，经过 3 个生育周
期后的我国 2009 年总人口应该为 18.225 亿人。相对
2008 年的实际总人口 13.28 亿人，我们国家层面的三
大政策减少出生了 4.945 亿人。

6 小结与讨论(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
我国1949到1979，总和生育率从6.0到2.3的主要
原因应该是“马尔萨斯诅咒”或“马尔萨斯陷阱”下的
被迫采取的户籍制度、票证制度、上山下乡等“宏观
干预”政策的效果，以及“马寅初警醒”的影响。而彻
底地跳出“马尔萨斯陷阱”，应该归功于1978年以后的
“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总之，建国以后我国
出台的户籍制度、票证制度、上山下乡和计划生育四
大调控政策，起码在控制战后人口膨胀方面，60年中
减少出生人口至少4.945亿人（按在1949～1979保持
TFR=3的假设计算），如果按1949～1979的60年中保
持TFR=6假设计算，则减少出生人口132.52亿人。
减少人口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目前采用的“TFR=1”减少人口的总和生育
率控制的方法，对付“TFR>3”的“旺盛”生育欲望是十
分有效的。在目前生育欲望已经“正常”并不“旺盛”的
时期，继续使用就会有严重过头的可能。应该适可而
止。采取比较中和的TFR=2的策略，实现人口的“零
增长”及“持续稳定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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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生 态 科 学 Ecological Science 30 卷

万方数据
马尔萨斯"警醒"与中国人口的国家干预政策
作者： 钟晓青， ZHONG Xiao-qing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州,510275;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广州,510275;中山大学
有害生物控制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510275;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50
刊名： 生态科学
英文刊名： ECOLOGICAL SCIENCE
年，卷(期)： 2011,30(4)

参考文献(1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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