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 文 ：书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及其影响的研究综述
李丽华，唐增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是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这种大规模转移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理论解释、转移的方式及影响进行
了综述分析，认为当前人们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业（尤其是粮食安全）的担心部分是由认识误区造成的。从短期
看，劳动力转移对局部地区的农业发展可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长远看，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促进农民增收和农
业发展，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有重要作用，符合我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笔者同时对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
看法。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农业兼业；食物安全；农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５．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７５９（２０１３）０２０３０００７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镇。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到
２０１１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５１．３％，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２．５亿［１］。这种大规模的转移在世界范围内都是
罕见的，势必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影响。农业作为关乎我国１３亿人口温饱问题的基础部门，大量劳动力从中
转移出去，其影响尤为引人关注。２０１２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在这一政策指导
下，未来我国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现象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为了更好认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笔者
试图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现状，尤其是其对农民和农业的影响进行认真梳理分析，以期能为制定相关的政策提
供参考。
１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程
从时间上看，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以改革开放为界线大致可以分为２个大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农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为快速恢复经济，我国进入了大规
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建设时期。依靠计划经济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所积累的资金，我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很
低的条件下，较早达到了相对高的工业化水平，到了１９７６年，进入“半工业化”国家。但由于工业结构严重倾斜，
重工业发展比例远远大于轻工业，而重工业部门往往资本—劳动力比率很高，相对轻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少
很多［２］。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并没有推动农业人口向其他部门的转移（除了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大跃进”时期，经济
建设的超常发展吸收了两千多万农村劳动力）。而此时，我国农业是以集体生产方式进行，主要目的是向整个社
会提供农产品，加之中央对农产品的统一分配，对生产者而言，农业本身不产生经济效益。因此，不存在传统经济
学意义上的、以获取报酬为目的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３５］。同时在以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严格控
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以及随后的人民公社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被人为严格划分为农
业和非农业２种类型，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和食品供应压力，一度出现将
城镇人口强制转移到农村（“下乡”）的现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期间，中国农业产值在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４５．４％下降到２０．４％，年均下降速度为３．０％；而同期农业就业比例仅由８３．５％下降到
７３．８％，年下降率为０．５％［１］。农业就业份额下降严重滞后于农业产值份额下降，导致我国就业结构的转换大大
３００－３０６
２０１３年４月
　　　草　业　学　报　　　
　　　ＡＣＴＡ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ＳＩＮＩＣＡ　　　
第２２卷　第２期
Ｖｏｌ．２２，Ｎｏ．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６２０；改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２６
基金项目：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ＬＭＲ２００７１９１）资助。
作者简介：李丽华（１９７３），女，甘肃崇信人，讲师，在读博士。Ｅｍａｉｌ：ｌｉｌｉｈｕａ＠ｌｚｕ．ｅｄｕ．ｃｎ
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ｔａｎｇｚ＠ｌｚｕ．ｅｄｕ．ｃｎ
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激发，粮食产量迅速
增加并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温饱问题，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长期积累的人多地少的压力随之凸现出来。发展
经济学证明，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关键途径是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我国在改革开
放之初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产生了大量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了以乡镇企业发展为
主渠道的第一次民工潮。由于户籍制度对农村和城镇人口的严格划分，而城市保障制度不能将农民纳入体系之
内，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根本上是受限制的。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鼓励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在乡镇企业就
业。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迅速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转
移的范围扩大，异地就业的比例逐渐超过本乡内就业的比例［６］。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０年，农业产值比例下降速率开
始减缓，年递减率为０．５９％，而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年递减率开始加快，为０．９３％［１］。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珠三角”和
“长三角”等少数沿海经济开发区，出现了全方位的流动。近十年来，农业产值下降率保持在０．５０％左右，农业就
业比例以年均１．３０％的速度递减［１］，这显示了农业劳动力大量和快速的转移。虽然户籍和医疗保险等所形成的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导致农民从职业转换到实现身份转换仍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
转移的现象已经普遍存在［７］。
２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
大部分经济学家对剩余劳动力的定义是，被转移之后不引起产量下降的那部分边际生产率为０的劳动力。
一般认为边际生产率为０，是计算剩余劳动力的基础假设［８１０］。在实际计算中，则是根据供给量、需求量和剩余量
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剩余劳动力。其中，劳动力的供给是从农村人口总量及其构成、劳动力参与率、劳动时间、劳动
力素质及农村城市化水平几个部分动态变化的结果。劳动力的需求量一般是计算出相关年份的各种作物每ｈｍ２
必需劳动工日数后，将其转换成劳动年必需劳动力数量。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激励效果逐渐显现，绝大多数学者和决策者都认为，农村有
大约３０％～４０％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为１．０亿～１．５亿［１１］。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７年运用人均耕地负担
法计算的滞留在农业的劳动力为０．８亿，占种植业劳动力总数的２９．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运用
平均产值计算法算得１９８５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１．０５亿，占整个农业劳动力３．１２亿的３３．７％［１２］。到了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一些学者推算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进一步增加。例如，Ｃａｒｔｅｒ等［１３］的估算为１．７２亿，剩
余比例为３１．５％。最近的研究按工日法测算的２００６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为１．３２亿，该研究同时指出，目前
中国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人口规模较大、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且，农村劳动力出现老龄化和女性比例
增加趋势［１４］。
从未来的趋势看，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预测，在２００８－２０５０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力比例将从
４０％下降到３％左右，农业劳动力总数将从３．１亿下降到０．３１亿左右，大约有２．８亿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１５］。
３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解释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发展经济学重要研究问题之一。传统的古典经济学认为，由于土地资源有限，随着人口的
增加，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收益是递减的，而在工业部门是递增的，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
业部门，Ｌｅｗｉｓ［１６］的“二元发展模型”首次将这一观点进行模型化和理论化。在此之后，Ｆｅｉ和Ｒａｎｉｓ［１７］对Ｌｅｗｉｓ
的模型进行了深化和修正，更重视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的平衡增长，强调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本身
要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而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是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
Ｔｏｄａｒｏ［１８］研究后认为，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策是基于预期收入做出的，而预期收入与城市实际收入和就
业概率相关，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城市存在失业情况下，农村劳动力仍然会向城市转移的现象。而以 Ｍｉｎｃｅｒ［１９］为
代表的学者则从微观层面解释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问题。劳动力转移的新经济学模型把劳动力转移看成农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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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决策而非个体行为，把决定劳动力转移因素以及这种转移对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的作用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强调其作为经济学主体的复杂性［２０］。
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与西方并不一样，学者们早已意识到，简单利用西方的理论模型并
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现象［２１］。因此，不少学者，特别是国内学者在结合中国国情
的基础上对国外模型进行修正和深入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
方面受经济政策、经济形势和制度等宏观影响，同时也与转移的个体和家庭的微观社会经济特征密切相关［２２２６］。
值得注意的是蔡窻［２４］的研究，他将劳动力的转移划分为２个过程：转移出去和长期定居下来，指出我国农业劳动
力转移与西方国家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劳动力的转移只到第一过程（暂时转移出去），无法实现第二个过程（定
居），即中国劳动力转移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通过分析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他进
一步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是制度，制度变革的进程和方向最终决定未来劳动力转移的趋势。
４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以兼业为主
蔡窻［２４］（２００１）的研究表明，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流出加回流的过程。这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
移只是临时性的职业变化，没有也不会完全放弃农业生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每年除
在外务工外，某些时间（农忙等）可能会回家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兼业特点就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
方式。兼业时期长短因家庭劳动力的多寡与从事劳务收入的高低而不同［２７］。出现这种兼业的具体原因在于，虽
然非农业的现金收入远远高于农业收入，使得非农就业对农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长期城乡分割形成的农村劳动力在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比较劣势，同时存在的土地流转制度的限制等等
因素，使得大多数农民很难完全离开土地，因此选择兼业，季节性外出务工成为农民的自然和稳妥选择。这种兼
顾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的兼业行为，一方面可以保证家庭必须的食物供给，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多现金收入以供日
常生活开支。农户的兼业行为，是农户个体对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分配，可以看作是一种收入多样
化的过程。一些研究也指出，我国的农业兼业是传统的半自给经济的延续，大多数兼业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还带
有自然经济的烙印［２８］。此外，传统的农耕文化影响下农民对土地和农业有一定的眷恋情结［２９］，这也是农民不会
彻底放弃农业的因素之一。
５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和农业的影响
５．１　对农户的影响
对农户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目的是获得非农收入。统计数据表明，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
入从６８６元增加到６９７７元，而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收入在纯收入中的比例由６６％降到了
３６％，非农收入是农民收入提高的最主要来源［１］。农民外出打工已经成为脱贫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劳动
力转移对提高农户收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这一点［２６，３０，３１］。不但如此，农业劳动力转移以
后，非农收入增加，使家庭收入的来源多样化，可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虽然农业兼业、非农就业能增加农民总收入，但由于农户的非农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农业收入的增长速
度，非农收入对家庭主要收入的贡献率不断增大，由家庭劳动力转移的差异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３２］。
李实等［３３］（１９９８）通过分析１９个省份农村家庭收入后发现，１９９５与１９８８年相比，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
尼系数上升了４４％（从０．１８增加到０．２６），同时研究也表明，非农收入是拉开省际间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发
达省份的农户在乡镇企业就业的机会和非农收入的增加，是导致这些省份农村人均收入远远高于欠发达地区的
主要原因。
５．２　对农业的影响
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的作用和影响，目前研究很多。
有研究者从粮食生产的角度探讨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如李敬和张阳艳［３４］通过分析历年数据认为，农
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导致农业劳动力减少，粮食缺口加大，从而影响粮食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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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也指出，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已逐步成为制约粮食
生产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加剧人们对粮食安全的担忧。而随后的研究发现，兼业农户粮食种植面积明显小于纯农
户［２６］，以及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转移导致“撂荒”现象［３５］，似乎也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会导致粮食生产减
少。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直观地看，当前我国粮食生产已经实现了“十连增”，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我
国粮食的总产量没有负面影响。实际上，如果仍然把未来的农业看成是劳动力高度密集的部门，强调劳动力数量
在农业中的作用，农业发展有可能又会回到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发展道路，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不可能实现，这也
与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方向
不相符。而对于我国当前存在的粮食安全问题的认识也是由人们的误解，是将“粮食”等同于“食物”的传统“耕地
农业”所造成的结果。粮食短缺并不是由农业劳动力转移引起，而是由人们食物结构变化所引起［３６］。实际上，我
国居民直接消费粮食的数量一直在下降［１］，粮食缺口（或粮食安全）的实质是动物源食物需求的增加所导致的饲
料用量增加，而传统的耕地农业结构并未随之变化。因此减少农业劳动力转移，鼓励种粮单纯增加粮食产量不可
能解决粮食缺口问题。当前我国粮食生产已经实现了“十连增”，而粮食缺口（主要是饲料粮）仍然不断增加就是
明证。基于此，任继周等［３６］提出了“草地农业系统”思想，对当前以“耕地农业”为核心的农业结构进行系统改造，
全面开发整个食物系统（不仅仅是粮食）。草地农业系统强调４个生产层（前植物生产层，植物生产层，动物生产
层和后生物生产层）之间的耦合，充分发挥各生产层，特别是动物生产层和后生物生产层的潜力，能够极大提高农
业生产的能力［３７３９］。因此，要真正解决我国粮食问题，必须把认识视角从传统的“粮食安全”转移到“食物安全”，
改变传统的“耕地农业”，全面实施草地农业。
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不同的看法。从传统古典经济学角度看，农村劳动力是剩余的，因此这
部分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但不会引起农业生产的下降，反而会因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减少导致平均劳动力
的农业产出增加［１６］。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却呈现出２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因为劳动力、尤其是青
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会降低农业生产力，从而对农业系统产生消极影响［４０４２］；另一种观点认为非农业收入可以用
来对农业进行再投入，从而提高生产和促进农业现代化［４３４６］。由于研究者的研究角度不同，以及研究区的农业生
产方式和结构不同，这种差异是可以预见的。李丽华［４７］以甘肃省庆阳市为例，利用劳动力转移的新经济学模型
系统从农户微观尺度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兼业对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影响，主要结论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不
同农业生产系统的影响是不同的，会引起低收益的农业活动（如粮食种植）减少，也会通过非农收入的再投入促进
高收益的农业活动（如经济作物种植等）。这表明劳动力转移促使农户从传统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向商业化生产转
变。张乐［４８］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效应需要从三方面综合考虑：首先，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提高留
守人员生产效率；其次，农业劳动力转移可实现土地耕作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产效率；第三，由于转移的多是
劳动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从而引起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通过广东的实际数据分析，该研究发现，劳动力转
移整体上能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产出，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主要由于农业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弥补了高素质
农业人口转移的不利影响。
从上述的研究可以发现，虽然在短期内，劳动力转移可能会导致农业收益的暂时降低，但从长远看，农业剩余
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业的发展是有利的。一方面，农业劳动力转移使得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成为可能；另一
方面，可使优化农业结构，转向高效益的生产方式。这与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
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精神是相符合的。
６　结论和展望
就目前研究来看，农业劳动力转移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如粮食种植面积减
少），但从长远看，不论是对农民还是农业发展来说都是有利的，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主要手段之一，也符合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关于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发展方向的研究中，学者曾有过一次大讨论，核心是我
３０３第２２卷第２期 草业学报２０１３年
国农业应该走兼业道路还是进行专业化道路，当时并没有得出一个公认的结果［３０］。就目前现实情况来看，更多
的是兼业化。回顾过去３０年的经验，可以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选择兼业化还是专业化的问题，事实上只有兼业
化一条路。因为虽然农业劳动力有剩余，城市和工业对劳动力有需求，但此时我国无论是社会和经济能力还是制
度条件都无法为大规模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提供像城市居民一样的保障，农民无法离开土地，兼业是唯一选择。但
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如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应该是专业化的道路。专业化意味着集约化和规模化的
生产，意味着从农业转移出去的劳动力要完全与耕地分割，从事专业化的非农活动，在转移的过程中实现“城镇化
（市民化）”。因此，如何使农业人口真正“城镇化（市民化）”将是今后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
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农村留守人员（如老人和小孩等）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如养老和教育等）也应加以关注。
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农业科技在农业发展的作用将不断增加，有关农业技术尤其是农业机
械对劳动力的替代与劳动力转移之间关系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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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３第２２卷第２期 草业学报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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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ｔｉｓｔｈｅ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ｙ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ｌｓｏ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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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３ ＡＣＴＡ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