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 文 ：第23卷 第2期
2011年2月
生命科学
Chinese Bulletin of Life Sciences
Vol. 23, No. 2
Feb., 2011
文章编号：1004-0374(2011)02-0226-04
转基因：从传播到决策
贾鹤鹏1*，谭一泓1，余奇才2
(1 中国科学院《科学新闻》杂志社，北京 100190；2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摘　要：本文介绍了转基因技术和作物在中国的传播现状，展示了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接受情况，分析了
大部分媒体和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持保留态度的原因。文章指出，除了对转基因缺乏知识外，科学家缺乏有
效的传播和沟通、有关部门的信息发布不透明以及公众对利益集团的拒斥都是造成转基因在公众中受到一
定排斥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也介绍和探讨了转基因问题的有效传播方式，其中包括在西方广泛流行
的“共识会议”模式。文章呼吁，目前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已经构成了这项技术进展的重要障碍，有关部
门和科学家必须重视转基因的传播问题，并采取相应的策略来积极应对。
关键词：转基因；传播；生物安全证书；共识会议
中图分类号：B82-057; JS201.6 文献标识码：A
A review on communication and policymaking of GM technologies in China
JIA He-Peng1*, TAN Yi-Hong1, YU Qi-Cai2
(1 Science News Magazin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Chinese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for the communication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GM) crops
and GM technologies while displaying the reaction given by the public to GM technologies. According to this
article, besides the absence of knowledge related to GM technologies, the lack of communication efforts by
scientists and science institutions, the poor work by agricultural authorities in information release and more general
transparency, and the publics strong criticism against GM all contribute to the situation.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explores effective ways for GM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the so-called Consensus Conference, a model used by
Western world. The article appeals that the negative public attitude has become the most serious barri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GM technologies, and governme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e scientists must pay high
importance to it and tak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Key wo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communication; biosafety certificates; Consensus Conference
收稿日期：2011-01-04
*通讯作者：E-mail: jiahepeng@263.net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生
产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据国际农业生物
技术应用服务组织 (ISAAA)测算，2009年全球转基
因作物种植面积又创新高：全球大豆种植面积 9 000
万公顷的四分之三 (77%)为转基因品种；3 300万公
顷棉花的近一半面积 (49%)为转基因品种；转基因
玉米占总面积 1.58亿公顷的四分之一以上 (26%)；
转基因油菜为 3 100万公顷油菜种植面积的 21%。
而且，如果批准了抗虫的转基因 Bt水稻，Bt
水稻将会给中国的 1.1亿水稻种植户 (按照平均每
户４口人，总计 4.4亿农民 )带来预期每年 40亿美
元的收益。
转基因农作物在全球大面积种植已有 14年之
久，应用最为广泛的转基因成分 Bt蛋白作为生物
农药在环境中的释放更是达到了 70年，食用转基
因食品的人群超过数十亿之众。世界各国科学界也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关于转
基因食品不安全的证据，也缺乏转基因作物威胁生
态环境的普遍认可的科研和观测结论。
贾鹤鹏，等：转基因：从传播到决策第2期 227
然而，很多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安全的认知有
很多误解。此外，转基因问题早已脱离了其本身的
科学意义，与政治透明化、利益团体的讨论以及国
际贸易纠葛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在网络社会和信
息开放的情况下，传播有关转基因的正确的知识，
让更多的公众享有正确的知情权，最终让大多数公
众和其他领域的专家树立正确的转基因食品及其产
业发展的知识和态度。
1　学界与公众理解错位
在此前的很多研究已经表明，目前转基因中最
常用的 Bt基因只是对鳞翅类昆虫有害，因为鳞翅
类昆虫的肠道是碱性环境，Bt毒基因所表达产生的
Bt晶体蛋白只是在碱性环境中有作用；而哺乳动物
的肠道是酸性环境，Bt蛋白不会对之构成影响。
2009年，中国颁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
个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品种，以及两个转抗虫基因水
稻品种的安全证书。已批准的转基因玉米和水稻品
种的安全性评价过程历经多年，农业部委托第三方
权威检测机构对食用安全、环境安全、目标性状分
子特征等重要指标进行了严格的检测验证后，未发
现环境安全不良影响。
尽管科学界和政府管理部门在转基因技术和作
物的安全性方面做过大量研究，但是由于科学界与
公众和媒体的沟通不足，在一些环境组织和媒体中
已经形成了一股反转基因的力量。
据华中农业大学生物技术传播中心的媒体监测
表明，在大多数时候，媒体对转基因的报道都是以
负面新闻为主。
在长期的负面舆论引导下，公众对转基因出现
了较深的误解甚至是排斥心理。例如，人民网 2008
年 11月 28日发布调查“你认为‘转基因’食品是
否安全？”共有 6 205人参与了调查。其中，选择“安
全，是一种育种方式”的共 2 841票，占投票总数
的 45.8%；选择“不安全，对人类或有潜在危害”
的共 3 175票，占总数的 51.2%。
2009年初，人民网又做了一项调查。在“您
敢吃转基因食品吗？”的民意调查中，截至 2月 26
日，31万参与调查的网友中，有 81.8%表示“根
本不考虑，觉得没安全感”；只有 17.8%的网友表
示“如果真的好，会考虑适当尝试”。
尽管事后人民网发布声明，认为这个结果遭到
了反对转基因人士的刷票，但是反对转基因而不是赞
成转基因者更愿意去刷票，这本身与我们观察到的反
转基因观点占据了媒体主导声音这种局面很一致。
公众态度又进一步引导了媒体。今年 2月，新
华社《瞭望》周刊刊登了“中国人主粮的转基因悬疑”
一文，对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办法提出诸多质疑。由
于《瞭望》周刊具有的独特政治地位，一些科学家
反映，该文章刊出后，他们已经在政府层面上感到
原来比较积极的官员态度开始趋于保守。
然而，如果包括了范围更加广泛和能够从转基
因技术中获益的农民后，公众还是能够对转基因食
品表示出积极的态度。2002、2003、2009年，中科
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胡瑞发、黄季焜等通过在北
京、上海、山东、江苏和浙江等地调查发现，可以
接受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占到 61%，反对转基因食
品的消费者占 8%，无所谓和不知道的占 31%。
中国农业大学的转基因生物风险交流机制与模
式研究课题组在 2010年进行的针对 4000多份受众
的调查也表明，关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影响，不
清楚的人占了 38.21%，认为利大于弊的比例为
27.7%，认为利弊各半的比例为 23.6%，认为弊大
于利的比例为 10.46%。
上述迥异的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转基因的态
度还不是铁板一块的拒斥。虽然作为网民主体的城市
青年白领和中产阶级更多持保留态度，在更加基层的
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由于很多居民感受过转基因抗
虫棉的收益，则可以在转基因问题上态度更加积极。
这说明，通过有效的转基因传播工作，仍然有
可能在公众中树立更加正面的转基因形象。
2　转基因传播的科学基础
在由华中农业大学和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
联合于2010年10月举办的一次转基因传播研讨会上，
与会的科学家和传播专业人士强调了一点，那就是
媒体报道和网站上的一些传言，不论在转基因还是
其他科学问题上，都不能成为证据，除非它们是来
自经过同行评议的专业科学杂志上正式发表的论文。
比如，在上述会议的对话中，有消费者代表提出，
国外某部专题片中描述了一名儿童因食用由转基因
饲料喂养的牛产出的牛肉而死亡的事件。即便确有其
事，造成死亡的原因也可能是多种因素，必须通过科
学的方法对各种因素进行排查，并最后找到某个导
致死亡的确切因素。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研究能得
出转基因食品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影响的科学证据。
当然，并非所有问题都需要科学证据，但在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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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转基因是否安全的问题上，这只能是一个需要靠
科学方法和科学手段来回答的问题。而媒体应该成
为传递科学界共识的主要载体。
然而，在一位参加了“生物技术与现代农业科
普与传播研讨会”的人文学者看来，证据是 (支持
转基因的 )技术派的“尚方宝剑”，但证据有“个
别性”和“显著性”之分，就新技术可能具有的风
险性而言，证据往往会在很长时间保持个别性、隐
蔽性。但这不代表就无风险。只有当危害的显著性
数据长时间积累，在统计学上变成具有“显著性”时，
技术派才会承认风险终于来临了。
从哲学角度而言，这样的反思肯定没有任何问
题。但是问题在于，既然表明风险性的证据是隐蔽
性的，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证据呢？既然这个证
据是个别性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确保它一定会变
成普遍性。
这实际上意味着，尽管人们对转基因等新技术具
有不同的价值立场，但是在对其进行事实判断的时候，
仍然只能依靠证据。通过寻求并辨别各种不同的证据
来得到结论，是转基因这类有争议话题的对话基础。
3　转基因：反对的“艺术”
长期观察可以发现，一些反对转基因的组织具
有很强的舆论影响能力。公众特别是城市白领阶层
对转基因科学缺乏了解，足以为各种有组织的反转
基因热点事件发布提供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反对转基因的组织和个人
并不严格依赖科学证据，对于普通公众来说，结合
热点事件中的一句“专家认为转基因有害”已经足
以把公众的排斥激发出来。与之对照，从事转基因
研究和安全性评估的科学家“阵营”则事事引经据
典，唯恐表述有误，尚未交锋，已经丧失了“战机”。
公众对政府透明性的期盼也与转基因问题不可
避免地纠葛在一起。不少公众将转基因研发和审批
与政府工作不透明联系在一起，而一些政府部门相
对滞后的反应，也成为口实。
很多人文社科学者也对转基因缺乏好感，此处，
科学证据经常让位于逻辑思辨。经典的表述为，“今
天无害就能证明明天无害吗？”“这一代 (事实上
已经至少有两代人食用历史 )无害就能证明几十代
以后无害吗？”
实际上，这个说法几乎无可反驳，但是没有任
何意义。因为任何东西，包括我们日常吃的米饭、
馒头，我们都无法证明今天无害就能代表几十代以
后无害。绝对零风险的食品是不存在的。
在有些时候，科学界一些并非本专业的科学家，
甚至是一些知名科学家的一些不严谨的表述，也会
迅速成为反对转基因派的依据。例如，某声誉卓著
的科学家，在两会期间说到转基因水稻时如是表述，
“比如一些抗虫抗病的转基因食品，其中的抗虫抗
病基因虫吃了要死，人吃了会怎样？很难说。”在
此处，没有必要回避转基因抗虫稻具有潜在风险的
可能性，但是将“虫吃了要死”与“人吃了很难说”
这两点在科学上已经充分证明了无关联性的表述联
系在一起，仍然会起到很大的误导作用。
无论多么著名的科学家，如果离开了科学证据，
他们的表述就可能是不严谨甚至是错误的。但是普通
公众并不能分辨这一点。同时，一些反对转基因的阵
营利用人们不了解科学界规范和痛恨科学腐败的心
理，把科学界支持转基因的声音描述成利益共同体。
但是，这种指控最大的逻辑问题在于，如果是
从科研经费的角度说，从事转基因安全研究的科学
家只有强调其不安全才能得到更多课题。而实际上，
正是这批唱反调就能得到更多利益的科学家已经得
出了转基因安全的阶段性结论。
此外，我们通过观察发现，在有关转基因的大
量质疑性报道中，几乎没有一条提到转基因究竟是
什么，其安全性到底何在，不安全的证据有哪些。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在意识中将转基因异化，
不愿意接受。
4　科学界：传播缺位
毫无疑问，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和科学组织在
传播方面所做的努力很少，缺乏系统工作，没有专
门经费，科学家与公众沟通不足，缺乏传播技巧。
很多从事农业生物科技和食品安全研究的科学
家认为，已经有大量事实和证据证明转基因的安全
性，不需要为此专门进行沟通工作。
此外，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缺乏传
播技巧，无法将有关转基因安全的知识以公众愿意
接受的方式进行交流，更是缺乏驾驭新闻传播规律
的能力。通常，人们往往更加关注那些可能是反常
的事物，而有关转基因安全性和研究进展的新闻，
往往迅速淹没在大量日常新闻中。
科学家和科研机构也在出现有关转基因的新闻
事端时，缺乏进行迅速反应的意愿和能力。当某些
与转基因相关联的新闻事件 (如某种食品违规含有
转基因成分 )成为媒体报道的主流时，如果相关报
贾鹤鹏，等：转基因：从传播到决策第2期 229
道中没有转基因安全的信息，公众接受的或者是转
基因有害的信息，或者潜移默化地将转基因当作异
类，不去接受。
有关政府部门在转基因传播方面的工作也明显
不足。这些机构常常不主动发布有关安全性的信息，
当与转基因相关联的新闻事件出现时，也不愿意或
者不会与大众媒体打交道；而往往待事件稍微平息
时，以相关部委通告的形式发出一些声音。这样做
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大了公众将转基因问题与政府
信息不透明相关联的可能性。
5　传播之道
实际上，从官方到转基因科研机构，再到一些
独立的科学传播研究者，都开始逐渐围绕着转基因
问题的传播研究和实践工作。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
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李真真和同事们探索的中国大陆第一次“共
识会议”。这次活动的主题就围绕着转基因问题。
“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s)是由丹麦
创立和发展而来的一种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模式，
而后迅速被世界许多国家所采用。其特点在于随机
招募与探讨的话题没有利益关联的志愿者，使之在
听取正反方观点后进行讨论，最后达成共识。
这种形式与以往科普讲座完全不同。传统科普
讲座是将概念化、模式化的科学知识灌输给听众，
而这次“共识会议”上，专家们详实地展现了转基
因技术及产品的科学证据以及不确定性。专家授课
之后，志愿者从健康、环境、伦理、规制等 4个方
面提出了需要了解和公开讨论的问题。
作为“共识会议”的最终结果，活动的结论报
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见统一，而是包含了相当多
的不同声音，表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态度。
比如对于“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影响人体健康安
全”问题，报告中志愿者认同“转基因食品对人体
健康是基本安全的”说法。但是，由于迄今为止，
科学研究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对
人类健康的长期影响是否安全，因此，我们仍然对
其潜在的、长期的影响心存担忧。志愿者表示，他
们基本相信科研机构和政府所提供的信息，也希望
科技界和政府能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诚实地公开
相关信息，特别是，当发现存在危险时，应及时停
止或制止，并向社会公开。
除了李真真等人组织的这次“共识会议”外，
以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为牵头单位的多家科研机构和
科学传播机构也对转基因的风险交流问题进行了广泛
的调研和研讨。这一课题的结论将在不久的将来公布。
6　从传播到决策
加强有关转基因安全和收益的科学传播已经成
为当务之急。这些工作应该包括对转基因传播现状
与规律的研究、加强科学家和科研机构传播能力的
建设、加强大众媒体科学传播素质的提升、加大转
基因安全性问题的传播力度、及时和系统化地应对
与转基因相关联的新闻事件，以及强化科学界与大
众媒体及其传播界的沟通，从而让正确的科学声音
能更好地影响公众，进而对决策者产生影响。
从目前已经进行的工作来看，农业部科技发展
中心为牵头单位的机构已经对转基因传播现状与规
律进行了一定研究，并在各地建立了若干个转基因
科普展馆，印制了多个版本的转基因知识手册，但
是这一项目在促进科学家和科研机构传播能力建设
以及提升媒体科学素质方面仍然着力不多，而后者
作为常态的转基因传播的基础，很显然在转基因传
播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加强科学家和科研机构传播能力的建设、加强
大众媒体科学传播素质的提升和强化科学界与大众媒
体及其传播界的沟通，这几点应该成为目前工作的当
务之急。同时，这几点工作又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比如，通过组织完好的研修班的形式，既可以
让与会记者获得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方法，也能让
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的传播人员了解记者们的需求和
传播方面的技巧。在此基础上，可以分别开发针对
科学家和科研机构传播能力的以及针对媒体传播能
力的手册和在线材料，并构成实时动态交流体系。
传播，并非向公众和决策者灌输，或者强迫他
们接受“转基因就意味着安全”这种没有证据支持
的声明。恰恰相反，传播意味着交流，意味着公众 (或
者作为他们代表的媒体 )与科学家就其关注与担忧
进行切实交流。科学家也要将科学界普遍认可的一
些结论，以及仍然存在的担忧，以可理解可接受的
方式传递给公众。
这样的传播过程，并不仅仅提高了知识的流动，
还提高了包括科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在关系国计民
生的重大问题上参与影响决策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谓艰巨，这个过程可谓繁复，这个过
程也会充满挑战，但是在促进类似于在转基因主粮产
业化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做出科学决策方面，舍此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