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文献传递   相关文献

土壤溶解性有机质生物降解研究进展



全 文 :第 35卷 第 2期 生 态 科 学 35(2): 183188
2016 年 3 月 Ecological Science Mar. 2016

收稿日期: 2015-04-21; 修订日期: 2015-06-0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101080);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ZR2014DQ028, ZR2015DM004); 山东省高等学校科技计划资助项目(J12LC04)
作者简介: 贾华丽(1990—), 女, 山东潍坊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湿地变化与环境效应研究, E-mail: 1437960348@qq.com
*通信作者: 郗敏, 女,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湿地变化与环境效应研究, E-mail: ximin2008@126.com

贾华丽, 郗敏, 孔范龙, 等. 土壤溶解性有机质生物降解研究进展[J]. 生态科学, 2016, 35(2): 183188.
JIA Huali, XI Min, KONG Fanlong,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biodegradation of soil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J]. Ecological
Science, 2016, 35(2): 183188.

土壤溶解性有机质生物降解研究进展
贾华丽, 郗敏*, 孔范龙, 李悦, 乔婷
青岛大学化学化工与环境学院, 山东青岛 266071

【摘要】 溶解性有机质(DOM)是土壤有机质中最容易被微生物利用的一部分, 是土壤微生物代谢重要的物质和能量来
源。DOM 的生物降解反映了其稳定性及在物质、能量代谢中的作用, 对土壤的碳循环和大气的温室效应有重要影响。
目前, 有关 DOM 生物降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降解过程的表征及其影响因素两大方面, 该文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综述。
表征指标可以归纳为降解率、降解速率、半衰期等矿化动力学指标和光谱指标两大类; 降解过程直接取决于 DOM 分
子大小、结构和微生物群落、数量和活性等直接影响因素, 而土层深度、土壤湿度、温度、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pH
等间接因素通过影响 DOM 的组成结构及微生物的性质进而影响 DOM 的降解过程。在此基础上, 论文指出了目前国
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溶解性有机质; 生物降解; 表征指标; 影响因素
doi:10.14108/j.cnki.1008-8873.2016.02.027 中图分类号:X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73(2016)02-183-06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biodegradation of soil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JIA Huali, XI Min*, KONG Fanlong, LI Yue, QIAO Ting
College of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DOM as one of the most readily used parts of the soil organic matter is the important material and energy sources for soil
microbial metabolism. The biodegradation of DOM reflects its stability and the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metabolism of material and
energy,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carbon cycle in soil and greenhouse effect in the atmosphere. Present research on biodegradation
of DOM mainly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degradation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Herein, we summarize these two
aspects in this paper. The indicators can be conclu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spectral index and mineralization kinetics index,
including the rate of degradation, degradation rate and half-life of DOM. The degradation process depends directly on the molecular
size and chemical structure of DOM and the community, number and activity of microbe. Meanwhile, the process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depth of soil, soil moisture, temperature, pH, land use and management manner. Given this, we propose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study after summing up the shortcomings of relevant studies.
Key words: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biodegradation; indicators; influence factors
1 前言
溶解性有机质(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OM)
是由一系列大小、结构不同的分子组成的, 且能通
过 0.45 μm 微孔滤膜的, 能溶于水的有机物的总称[1],
具体包括可溶性有机碳(DOC)、可溶性有机氮(DON)
和可溶性有机磷(DOP)等。土壤 DOM 主要来源于新
近凋落物和土壤腐殖质[2], 含量很低, 只有几个到
184 生 态 科 学 35 卷
几百个 C mg/L, 占土壤总有机质的一小部分, 但却
是土壤中最活跃的有机碳库。DOM 的生物降解是指
土壤微生物对有机化合物的利用[3], 可以减少可溶
性有机物的淋失, 避免对地下水的污染[4]。降解过程
还可减少土壤中 O2 的含量并提供甲烷产生作用和
反硝化作用需要的电子, 从而调节土壤温室气体
CH4 、N2O 的产生[5]。此外, 研究 DOM 的生物降解
对了解土壤养分的循环具有重要意义[6]。
为研究不同土壤条件下 DOM 的生物降解现象,
国内外学者从降解过程和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相
关的研究, 归纳起来, 研究中主要涉及了生物降解
过程的表征、降解过程的影响因素两大方面。本文
就此对目前有关土壤DOM生物降解及其影响因素的
研究进行了综述, 旨在了解不同环境条件下 DOM 的
生物降解机制。
2 DOM 生物降解的表征
目前, 有关 DOM 生物降解过程的研究主要包
括其浓度的动态变化和组成结构的变化, 分别用矿
化动力学指标和光谱指标来表征, 其中, 矿化动力
学指标包括降解率、降解速率和半衰期等, 光谱指
标则主要为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和腐殖化指数。
2.1 矿化动力学指标
矿化动力学指标主要包括降解率、降解速率和
半衰期等, 主要用于量化降解过程中溶解性有机
碳、氮的变化情况。
2.1.1 降解率和降解速率
DOC 的降解率是指培养结束时减少的 DOC 量
占初始 DOC 的比率, 即易降解 DOC 的百分含量;
降解速率则用于描述降解的快慢。通常用双指数衰
变模型[7]来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 其表达式为:
剩余的溶解性有机碳(%) = (100–b)e– k1t + be–k2t
其中, b 为稳定 DOC 的百分含量(%), (100–b)为易降
解的百分含量(%), k1 为易降解 DOC 的矿化速率常
数(d–1), k2 为稳定 DOC 的矿化速率常数(d–1), t 为时
间(d)。
学者们对森林、农田等土壤中 DOM 生物降解
所开展的研究中用其表征降解过程中 DOC 的浓度
变化, DON 的降解也同样符合一个双指数的一次衰
变模型[6]。研究中 DOC、DON 降解速率的一般规律
为: 培养初期, 易降解部分优先降解, 降解速率较快,
随着该组分的不断消耗, 降解速率逐渐减慢[3–4,6,8–10]。
降解率则受土壤来源、性质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不
尽相同, Kiikkilä O 等[11–12]对落叶林和针叶林的研究
表明, 森林枯落物层DOC的降解率为25%–32%, 腐
殖质层为 10%–20%; 而水稻土中 DOC 的降解率则
为 30%–70%不等[13–14]。
2.1.2 半衰期
半衰期是指不同组分的浓度经过生物降解反应
降低到初始浓度的一半时所消耗的时间。根据 DOC
不同组分的半衰期不同可将其分为易降解(不稳
定)DOC 和难降解(稳定)DOC 两部分。各组分半衰
期的计算方法为[8]:
不稳定 DOC 的半衰期=ln2×(k1)–1
稳定 DOC 的半衰期=ln2×(k2)–1
其中, k1为不稳定 DOC 的矿化速率常数(d–1), k2为稳
定 DOC 的矿化速率常数(d–1)
Schwesig D [8]、汪景宽[6]、禹洪双[14]等人分别对
不同森林、水稻土壤中 DOC 生物降解的半衰期进行
了研究, 发现易降解 DOC 的半衰期都在 1–2 天, 而
难降解DOC受其结构的影响, 半衰期在几十到几百
天不等, 此规律同样适用于 DON 的降解情况[6]。
2.2 光谱指标
降解过程中, 光谱特征常被用于研究 DOM 的
组成结构, 其理论基础是不同有机物所含的基团对
不同类型和长度的光波具有各自的吸收特性[15]。目
前, 用于评价 DOM 降解过程的光谱指标主要包括
SUVA254, UV260, UV280, E240/E420, E465/E665,
E250/E365 和腐殖化指数。
280nm处DOM的紫外吸收值(UV280)和腐殖化
指数(HIXem)被广泛用于评价 DOM 的结构复杂程度
和分解特性, 一般认为, 值越高其中含有的芳香性
化合物越多, 结构越复杂[16–17]。学者们[8, 13–14,]对不
同区域 DOM 生物降解的研究指出, 培养过程中,
UV280 呈先上升, 达到最大值后又下降的趋势, 主
要是由于培养前期易降解的组分优先被微生物利用,
导致溶液中芳香性物质比例增加, 当易降解组分分
解完成后, 芳环物质开始被微生物利用, 从而导致
其比例下降。一般情况下, 培养结束时, DOM 的腐
殖化指数(HIXem)增加[4,15]也表明随着培养的进行,
溶液中结构相对复杂的芳香性化合物和难降解组分
比例增加。但是, 培养过程中, 高微生物活性可能会
2 期 贾华丽, 等. 土壤溶解性有机质生物降解研究进展 185
引起基质和营养的快速消耗, 导致部分微生物死亡,
将容易降解的细胞成分释放到 DOM 溶液中[18], 也
会改变 UV280 和 HIXem变化趋势。
此外, 254 nm处的摩尔吸光度(254 nm吸光系数
与DOC浓度值比)可示踪DOM的芳香性, 值越大表
明有机物越难被分解和利用[19]; 240 nm与 420 nm处
吸光度的比值 (E240/E420)可用来比较不同来源
DOM 对紫外光和可见光吸收能力的相对关系[20–21];
250 nm 与 365 nm 处的吸光值之比(E250/E365) 可
以较好地反映 DOM 的分子状况, E250/E365 越大,
则分子质量越小 [22]; 260 nm 处的吸光度可表示
DOM 疏水组分的比例[23]; 465 nm 和 665 nm 处的吸
光度之比(E465/E665)可表征 DOM 的芳香性和腐殖
化程度[24–25]。
3 影响因素
DOM 的生物降解主要包括其能否被生物降解
(即生物可利用性)以及可被降解部分的降解程度。首
先, 作为直接影响因素, DOM 的组成结构决定着其
生物可利用性; 微生物则主要影响 DOM 的降解程
度。其次, 土层深度、土壤湿度、温度、土地利用
和管理方式、pH 等因素又共同作用, 在影响 DOM
的组成结构和微生物的基础上间接影响 DOM 的生
物降解。
3.1 直接影响因素
3.1.1 分子大小及结构
分子大小及其结构是影响 DOM 能否被生物降
解的决定性因素, 也是决定 DOM 生物降解能力的
最本质因素。大部分学者认为, 分子量越小的 DOM
分子越容易被微生物吸收,优先降解[21,26,27]。例如,
Kiikkilä O 等[27]研究发现, 分子量<1000 Da 的 DOM
比分子量处于 1-10, 10-100 及 100kDa 以上的 DOM
的降解性和生物可利用性高。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高分子量 DOM 组分中的多糖可以被细菌快速的矿
化, 比低分子量的 DOM 更能支持微生物的生产[28]。
就 DOM 化学结构对其生物降解的影响而言,
学者们普遍认为: 蛋白质类和糖类物质都比较容易
被生物降解, 并且能够在 DOM 的降解过程中优先
被微生物利用[29–31]; 而具有芳香性结构的腐殖质等
的降解能力都很低[29,32–34]。Kalbitz K 等 [34]发现, 从
森林土壤提取的 DOM 的生物降解能力与芳香性结
构的含量负相关。
3.1.2 微生物
在 DOM 的生物降解过程中, 微生物是决定其
降解程度的直接影响因素, 主要从数量、活性和种
群结构等方面体现。研究表明, 微生物对不同化合
物的降解不仅取决于 DOM 的化学结构, 还与微生物
的种群特征有关[35], 而且微生物的影响更为重要[36],
因为微生物只对其相应的 DOM 起作用。Schmerwitz
J 分别将来自于榉林、云杉林、泥炭地和农田土壤的
DOM 溶液接种原位细菌混合液进行降解实验, 发
现其生物降解的能力取决于实验所用微生物的类型
和来源[18]。Young K C [36]的研究表明, 土著细菌最有
利于 DOM 的生物降解。此外, 微生物的数量越多,
活性越高, 其代谢速率越快, 对DOM 的降解速率则
越快。
3.2 间接影响因素
3.2.1 土层深度
土层深度作为 DOM 生物降解的间接影响因素,
主要通过影响 DOM 的含量及稳定性来影响其生物
降解。部分学者认为, 土层越深, 降解能力越低[37–38],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深度的增加, 难降解化合物增
加。孔范龙等[39]研究了三江平原典型环形湿地土壤
DOC 剖面分布及储量发现, DOC 随土层深度增加而
不断减小的原因是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 可供土壤
微生物利用的有机质减少。也有学者认为, DOM 的
生物降解能力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增加[40]。Scott E
E[40]通过对 6种不同土壤DOM动态变化的研究得出
了一个 DOM 动态变化的模型: 新输入的高吸附疏
水化合物可取代先前吸附的微生物降解副产品-富
氮的弱亲水化合物, 这些亲水化合物迁移到深层土
壤中, 导致土壤渗滤液的生物降解能力随深度的增
加而增加。因此, 以往各研究中关于 DOM 生物降解
随土层深度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 可能是与土壤类
型、含水量、温度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有待
实验进一步研究证明。
3.2.2 土壤湿度
土壤湿度作为 DOM 生物降解的主要影响因子
之一, 主要通过增加微生物的活性和数量来加快
DOM 的降解速率。首先, 土壤湿度适度提高, 微生
物的活性增强, 研究表明, 土壤湿度在土壤饱和含
水量的50%–80%时, 土壤微生物的代谢活动最大[41]。
186 生 态 科 学 35 卷
其次, 微生物的数量随土壤湿度的增加而增加, 王
君等[42]的多重干湿交替实验结果表明溶解性有机碳
在复水后有所减少, 主要是因为复水刺激了微生物
的大量繁殖, 使得土壤中的溶解性有机碳短时间内
被微生物分解矿化, 以便自身生长繁殖的需要。
3.2.3 温度
温度影响着 DOM 的组成结构和微生物的活性,
不同温度条件下, DOM 的生物可利用性和降解速
率不同, 进而影响 DOM 的生物降解过程。Wang H
等[43]研究发现, 升温增加了 DOM 的腐殖化程度,
导致其组分中芳香物质含量的增加, 生物可利用性
降低, 与 Li J[44]、Li M T[45]等的研究一致。von Lützow
M [46]研究发现, 稳定碳库比不稳定碳库对温度敏感,
因为稳定碳库的降解需要高的活化能。然而, 温度
升高, 微生物的活性增强 [47–50], 代谢速率加快, 进
而加快了对 DOM 的利用速率, 导致 DOM 的降解速
率加快。因此, 温度升高可增加芳香性物质的含量,
抑制 DOM 的生物可利用性; 而微生物的活性随温
度升高而增加, 从而加速其降解速率。
3.2.4 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
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是指耕作、种植制度和植
被覆盖类型的变化 , 能够改变土壤理化性质和
DOM 的来源, 进而影响微生物的活性和 DOM 的组
成结构, 改变 DOM 的生物降解特性。首先, 土地利
用方式不同程度增强了土壤的通透性和疏松程度,
改善了微生物分解土壤有机质的环境, 尤其是微生
物较易利用的溶解性有机碳[6]。其次, 不同土地利用
方式下 DOM 的生物有效性不同。Guo Y D 等[51]研
究了长期复垦对三江平原溶解碳浓度和特征的影响
指出, 湿地退化使得 DOC 腐殖化结构变简单, 生物
有效性提高。此外, 植被覆盖的不同, 导致进入土壤
的凋落物有所不同, 进而使来源于此的 DOM 的生
物降解率不同。王春阳等[15]对黄土高原不同植物凋
落物可溶性有机碳的生物降解率研究表明, 乔木类
(60.8%)> 灌木类(58.6%)>草本类(49.7%)。
土地管理方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施肥, 即外源
性营养物质的输入, 可改变DOM的组成结构, 影响
其生物降解。禹洪双等[14]对长期不同施肥处理水稻
土溶解性有机碳降解特性进行研究指出, 施化肥降
低 DOC 降解率, 而配施秸秆、猪粪等有机肥则显著
增加 DOC 的降解率, 可能是因为施化肥, 尤其施用
N、P 养分, 促进了 C、N、P 的平衡周转, 降低了
DOC 易降解组分; 而施有机肥显著增加土壤中易降
解 DOC 含量, 增加了 DOC 的降解率。Liu M 等[52]
研究表明, 外源性 P 的加入使河岸湿地中 DOC 的
荧光光谱出现蓝移, 主要是由于 P 的加入使得 DOC
的分子量和芳香性减小, 生物可利用性增加。
3.2.5 pH
如同其他间接影响因素, pH 主要通过影响微生
物的数量、活性和 DOM 的结构进而影响 DOM 的生
物降解, 随着 pH 的增加, 微生物的数量和活性增强,
DOM 的生物可利用性增加。研究表明[53], 首先, pH
可以改变 DOM 中芳香性物质的含量, 如低 pH 可以
增加DOM中多酚的含量, 降低其生物可利用性; 其
次, 适度提高 pH 可增加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和活性,
进而加快微生物对DOM 的利用速率, 例如, 增加土
壤酸度将导致氮矿化作用和呼吸强度提高[2]。因此,
适度提高 pH 有利于 DOM 的生物降解。
3.2.6 其他
除上述因素外, 土壤质地与结构、营养素、盐
分, CO2 浓度等都能够影响 DOM 的生物降解。研
究表明, 过量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物影响微生物数
量、活性和种群结构[54], 从而影响 DOM 的生物降
解过程。CO2 浓度升高可刺激溶解性碳水化合物
的产生, 引起微生物生物量的增加,加速微生物对
DOC 的吸收利用, 最终导致土壤 DOC 分解速度
加快[55]。
4 存在问题和展望
(1)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土壤 DOM 生物降解
开展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某一时期不同土壤中 DOM
生物降解方面, 对于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
则较少, 而且在野外自然状态下, 其根本驱动因子
并未可知, 因此, 今后的研究工作应该加强不同时
期、不同土壤类型、不同土层深度、湿度等各因素
对 DOM 生物降解相互作用关系及机制的研究, 找
出自然状态下影响 DOM 生物降解的主要因素。
(2)目前对 DOM 生物降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DOC 的生物降解方面, 对 DON、DOP 的研究仅局
限于国外少数学者开展的 DON、DOP 对 DOC 生物
降解影响的研究, 而作为 DOM 的重要组成部分,
DON、DOP 对土壤 N、P 循环及 DOC 的转化具有
重要意义, 因此, 应该加大对 DON、DOP 生物降解
的研究力度。
2 期 贾华丽, 等. 土壤溶解性有机质生物降解研究进展 187
(3)在全球温室效应的背景下, 土壤作为温室气
体的重要来源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溶解性有
机质作为土壤微生物最容易利用的基质, 其含量变
化与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密切相关, 以往的研究
多集中于 DOC、DON 浓度与温室气体的相关性方
面, 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应该将 DOM 的生物
降解与温室气体的排放联系起来以加深土壤温室气
体的产生机制和土壤 DOM 碳汇的研究。
(4)笔者在 DOM 生物降解的研究实验中发现,
浸提土壤 DOM 的方法, 如: 浸提液、水土比、浸提
时间, 接种液的制备、培养方法和接种后溶液的培
养都会影响 DOM 生物降解的结果, 但目前还没有
统一的研究方法, 因此应该加大实验力度, 确定统
一的研究方法, 为 DOM 生物降解机制的进一步研
究做准备。
参考文献
[1] LIU Li, SONG Cunyi, YAN Zengguang, et al. Charac-
terizing the release of different composi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soil under acid rain leaching using
three-dimensional excitation–emission matrix spectroscopy[J].
Chemosphere, 2009, 77(1): 15–21.
[2] 刘微,王树涛. 土壤中溶解性有机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
展[J]. 土壤通报,2011,42(4):997–1002.
[3] XU Xingkai, LUO Xianbao, JIANG Songhua, et al.
Biodegrada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in soil extracts
and leachates from a temperate foreststand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ultraviolet absorbance [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2012,57(8):912–920
[4] 高忠霞, 周建斌, 王祥,等. 不同培肥处理对土壤溶解性
有机碳含量及特性的影响[J]. 土壤学报, 2010, 47 (1):
115–121.
[5] 周江敏, 陈华林, 代静玉. 溶解性有机质在土壤固碳中
的意义[J]. 土壤通报, 2012, 42(6): 1508–1514.
[6] 汪景宽, 李丛, 于树等. 不同肥力棕壤溶解性有机碳、氮
生物降解特性[J]. 生态学报, 2008, 28(12): 6165–6171.
[7] GREGORICH E G, BEARE M H, STOKLAS U, et al.
Biodegradability of soluble organic matter in maize-
cropped soils[J]. Geoderma, 2003, 113(3): 237–252.
[8] SCHWESIG D, KALBITZ K, MATZNER E. Minerali-
za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in mineral soil solution
of two forest soils[J]. Journal of Plant Nutrition and Soil
Science, 2003, 166(5): 585–593.
[9] HULATT C J, KAARTOKALLIO H, ASMALA E, et al.
Bioavailability and radiocarbon age of fluvial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OM) from a northern peatland-dominated
catchment: effect of land-use change[J]. Aquatic Sciences,
2014, 76(3) 393–404.
[10] SCHMIDT B H M, KALBITZ K, BRAUN S, et al.
Microbial immobilization and mineraliza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nitrogen from forest floors[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11, 43(8): 1742–1745.
[11] KIIKKILA O, KITUNEN V, SMOLANDER A.
Degradability of dissolved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nitrogen
in relation to tree species[J]. FEMS Microbiology Ecology,
2005, 53(1): 33–40.
[12] KIIKKILA O, KITUNEN V, SMOLANDER A. Dissolved
soil organic matter from surface organic horizons under
birch and conifers: degradation in relation to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06,
38(4): 737–746.
[13] 焦坤, 李忠佩. 土壤溶解有机质的含量动态及转化特征
的研究进展[J]. 土壤, 2006, 37(6): 593–601.
[14] 禹洪双, 刘勤, 陈武荣, 等. 长期不同施肥处理水稻土溶
解性有机碳降解特性研究[J]. 土壤通报, 2013, 44(2):
338–342.
[15] 王春阳,周建斌,王祥,等. 黄土高原区不同植物凋落物可
溶性有机碳的含量及生物降解特性[J]. 环境科学, 2011,
32(4): 1139–1145.
[16] 康根丽, 杨玉盛, 司友涛, 等. 马尾松与芒萁鲜叶及凋落
物水溶性有机物的溶解特征和光谱学特征[J]. 热带亚热
带植物学报, 2014, 22(4): 357–366.
[17] 吕茂奎,谢锦升,江淼华, 等. 米槠常绿阔叶次生林和杉木
人工林穿透雨和树干径流可溶性有机质浓度和质量的比
较[J]. 应用生态学报, 2014, 25(8): 2201–2208.
[18] MARSCHNER B, KALBITZ K. Controls of bioavailability
and biodegradability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soils[J].
Geoderma, 2003, 113(3): 211–235.
[19] 雷秋霜,杨秀虹,方志文, 等. 森林新近凋落叶溶出 DOM
的性质及其对菲增溶作用的影响[J]. 生态环境学报 ,
2014, 23(1): 170–177.
[20] 周焱, 傅丽娜, 阮宏华, 等. 武夷山不同海拔土壤水溶性
有机物的紫外-可见光谱征[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08,32(4): 23–27
[21] 杨秀虹, 彭琳婧, 李适宇, 等. 红树植物凋落叶分解对土
壤可溶性有机质的影响[J]. 生态环境学报, 2013, 22(6):
924–930.
[22] 谢理, 杨浩, 渠晓霞, 等. 滇池典型陆生和水生植物溶解
性有机质组分的光谱分析[J]. 环境科学研究, 2013, 26(1):
72–79.
[23] DILLING J, KAISER K. Estimation of the hydrophobic
frac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water samples using
UV photometry[J]. Water Research, 2002, 36(20): 5037–5044.
[24] 李璐璐, 江韬, 闫金龙, 等. 三峡库区典型消落带土壤
及沉积物中溶解性有机质 (DOM) 的紫外-可见光谱特
征[J]. 环境科学, 2014, 35(3): 933–941.
[25] 闫金龙, 江韬, 赵秀兰, 等. 含生物质炭城市污泥堆肥中
溶解性有机质的光谱特征[J]. 中国环境科学, 2014, 34(2):
459–465.
[26] AMADO A M, CONTNER J B, SUHETT A L, et al.
Contrasting interactions mediate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ecomposition in tropical aquatic ecosystems[J]. Aquatic
188 生 态 科 学 35 卷
Microbial Ecology, 2007, 49(1): 25–34.
[27] KIIKKILA O, KITUNEN V, SMOLANDER A.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erived from Norway spruce litter divided into fractions
according to molecular size[J]. European Journal of Soil
Biology, 2012, 50(1): 109–111.
[28] 蔡明红, 肖宜华, 王峰, 等. 北极孔斯峡湾表层沉积物中
溶解有机质的来源与转化历史 [J]. 海洋学报 , 2012,
34(6): 102–113.
[29] FELLMAN J B, AMORE D V, HOOD E, et al.
Fluoresc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biodegradability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forest and wetland soils from
coastal temperate watersheds in southeast Alaska[J].
Biogeochemistry, 2008, 88(2): 169–184.
[30] 郭瑞, 陈同斌, 张悦, 等. 不同污泥处理与处置工艺的碳
排放[J]. 环境科学学报, 2011, 31(4): 673–679.
[31] 王定美, 王跃强, 袁浩然, 等. 水热炭化制备污泥生物炭
的碳固定[J]. 化工学报, 2013, 64(7): 2625–2632.
[32] 吴丰昌, 王立英, 黎文. 天然有机质及其在地表环境中
的重要性[J]. 湖泊科学, 2008, 20(1): 1–12.
[33] 郭卫东, 黄建平, 洪华生, 等. 河口区溶解有机物三维荧
光光谱的平行因子分析及其示踪特性 [J]. 环境科
学,2010, 31(6): 1419–1427.
[34] KALBITZ K, SCHWESIG D, SCHMERWITZ J, et al.
Changes in properties of soil-derived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duced by biodegradation[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03, 35(8): 1129–1142.
[35] LEFF L G, MEYER J L. Biological availability of dissolve
d organic carbon along the Ogeechee River[J]. Limnology a
nd Oceanography, 1991, 36(2): 315–323.
[36] YOUNG K C, DOCHERTY K M, MAURICE P A, et al.
Degradation of surface-water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fluences of DOM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icrobial
populations[J]. Hydrobiologia, 2005, 539(1): 1–11.
[37] SANDERMAN J, BALDOCK J A, AMUNDSON R.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chemistry and dynamics in
contrasting forest and grassland soils[J]. Biogeochemistry,
2008, 89(2): 181-198.
[38] KAISER K, KALBITZ K. Cycling downwards–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soils[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12, 52(4): 29–32.
[39] 孔范龙, 郗敏, 李悦, 等. 三江平原典型环型湿地土壤
DOC 剖面分布及储量[J]. 水土保持通报, 2013, 33(5):
176–179.
[40] SCOTT E E, ROTHSTEIN D E. The dynamic exchange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percolating through six diverse
soils[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14, 69(10):
83–92.
[41] 魏书精, 罗碧珍, 孙龙, 等. 森林生态系统土壤呼吸时空
异质性及影响因子研究进展[J]. 生态环境学报, 2013,
22(4): 689–704.
[42] 王君, 宋新山, 王苑. 多重干湿交替对土壤有机碳矿化
的影响[J].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3, 36(11): 31–35.
[43] WANG Hang, HOLDEN J, ZHANG Zhijian, et al.
Concentration dynamics and biodegradability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wetland soils subjected to experimental
warming[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4,
470(10): 907–916.
[44] LI Jianwei, ZIEGLER S, LANE C S, et al. Warming enhanced ‐
preferential microbial mineralization of humified boreal
forest soil organic matter: Interpretation of soil profiles
along a climate transect using laboratory incubations[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Biogeosciences, 2012,
117(G2): 502–504
[45] LI Mingtang, ZHAO Lanpo, ZHANG Jinjing. Effect of
temperature, pH and salt on fluorescent quality of water
extractable organic matter in black soil[J].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3, 12(7): 1251–1257.
[46] VON LUTZOW M, KOGEL-KNABNER I.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of soil organic matter decomposition—what do
we know?[J]. Biology and Fertility of Soils, 2009, 46(1):
1–15.
[47] 高会议, 郭胜利, 刘文兆, 等. 黄土旱塬区冬小麦不同施
肥处理的土壤呼吸及土壤碳动态[J]. 生态学报, 2009,
29(5): 2551–2559.
[48] 孔范龙, 郗敏, 吕宪国, 等. 三江平原环型湿地土壤溶解
性有机碳的时空变化特征[J]. 土壤学报, 2013, 50(4):
847–852.
[49] 范月君, 侯向阳, 石红霄, 等.气候变暖对草地生态系统
碳循环的影响[J]. 草业学报, 2012, 21(3): 294–302.
[50] 王玲玲 , 孙志高 , 牟晓杰 , 等 . 黄河口滨岸潮滩湿地
CO2、CH4 和 N2O 通量特征初步研究[J]. 草业学报, 2011,
20(3): 51–61.
[51] GUO Y D, Lu Y Z, Song Y Y, et al. Concentr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ssolved carbon in the Sanjiang Plain
influenced by long-term land reclamation from marsh[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4, 466(1): 777–787.
[52] Liu Meng, Zhang Zhijian, He Qiang, et al. Exogenous
phosphorus inputs alter complexity of soil-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in agricultural riparian wetlands[J]. Chemosphere, 2014,
95(1): 572–580.
[53] KEMMITT S J, WRIGHT D, GOULDING K W T, et al.
pH regulation of carbon and nitrogen dynamics in two
agricultural soils[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06,
38(5): 898–911.
[54] DAI J, BECQUER T, ROUILLER J H, et al. Influence of
heavy metals on C and N mineralisation and microbial
biomass in Zn-, Pb-, Cu-, and Cd-contaminated soils[J].
Applied Soil Ecology, 2004, 25(2): 99–109.
[55] 李摇玲, 仇少君, 刘京涛. 土壤溶解性有机碳在陆地生
态系统碳循环中的作用[J]. 应用生态学报, 2012, 23(5):
1407–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