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 文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 －０９
作者简介：刘礼堂（１９６３－），男，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时磊（１９８２－），男，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３年３月
茗菜与苔菜考辨
———兼谈茶事之起源
刘礼堂，宋时磊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茶事起于何时，向来有不同的观点。《晏子春秋》有“茗菜”之语，很多学者据此认为战国时代便已
有茶之事，《中国茶叶大辞典》更是将晏婴列为古今第一茶人。本文利用文字学、词源学、版本学、气候学、地理学
等方面知识，对《茶经》、《太平御览》、《晏子春秋》等书中的五段类似的引文进行逐一辨析。笔者认为《茶经》的
“茗菜”引文并不可信，“茗菜”当为“苔菜”之误，或《晏子春秋》中并无“茗”或“苔”字，这条语料并不能被用来证明
战国已有茶之事。本文还简要分析了先秦可能是茶的有关文献记载，认为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先秦有茶的观点
并不可信。本文利用“二重证据法”，从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角度分析，认为茶事起于西汉。
关键词：茶；晏子春秋；苔菜；茗菜；茶事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０５Ｘ（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９１－０６
茶是世界性的饮料，而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
化的摇篮。茶和茶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最
重要的贡献之一。看似平常的茶叶，实则深藏厚重
的文化内涵，包含了文化的无穷韵味。中国的茶文
化集自然之机、天地之道和人文之理于一体，充分
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包容、天人合一的哲学理
念，体现了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道德伦理和士人
情怀。它是深深地植根于绿色土地中的文化，是凝
聚在人们日常生活习俗中的文化，有着无与伦比的
生命力，因而能够延续几千年而不衰，传之四海而
日盛。然而，茶从何时被人们发现并利用、成为人
们的饮品，向来有不同的观点。利用现有的各种文
献资料及多元的学科研究方法，从源头上梳理茶事
之缘起，对于认识茶及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具有
重要的意义。
一
饮茶起于何时，向来有不同的观点。宋代张淏
《云谷杂记》卷二认为：“饮茶不知起于何时。欧阳
公《集古录》云：‘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
予按《晏子春秋》：‘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
三弋五卯，茗菜而已。（原注：读《晏子春秋》者多，
疑此文阙误。予后见《太平御览》茗事中亦载此，其
文正同初，非阙误也。）又汉王褒《僮约》有武阳（原
注一作武都）买茶之语，则魏晋之前已有之矣。”［１］
在这段话中，张淏举两条事例对欧阳修魏晋以来始
有茶事之论做出了反驳。《晏子春秋》记载晏子食
茗菜，则在战国时代便已有茶事，王褒《僮约》的史
实则说明茶在西汉已经成为了交易买卖的商品。
若如此，则欧阳公之说有误。同时，张淏的注释对
所引用的语料提出了质疑，认为通行版本的《晏子
春秋》的原文与此处引用不同，可能存在阙误。可
惜的是，他在看到《太平御览》中所辑录的引文后，
便认为这段引文没有阙误。《太平御览》是宋初的
类书，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考
该书卷第八百六十七饮食部二十五，确有该语条，
且文字内容一致。
《太平御览》中的这段文字影响较广，以笔者所
见，引用该文的典籍有《古今图书集成》、《茶乘》、
《茗史》、《格致镜原》、《茶史》、《续茶经》、《茶余客
话》、《艺林汇考》、《四六法海》、《延绥镇志》、《广群
芳谱》、《燕在阁知新录》、《骈字类编》、《渊鉴类函》
等。甚至《中国茶叶大辞典》“茶人部”将晏婴列为
古今第一茶人，认为“此为关于茶的较早的文化记
载”［２］，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学界对此观点持认
同的态度。陆羽《茶经》卷下《七之事》全面地搜集
了自上古至唐初的史料，内容主要是与茶有关的神
话传说、历史掌故等，共有４８条。陆羽引《晏子春
秋》的记载：“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
卯，茗菜而已。”［３］①该文字内容与《太平御览》中所
载完全一致，有了两段文字的相互印证，晏婴与茶
的关系似乎成了确凿之论。
然《困学纪闻集证》之八提到，今各个版本的
《晏子春秋》“茗菜”皆写为“苔菜”。《尔雅·释木》
邵晋涵正义云：“《晏子春秋》有茗菜之文，然无以定
其为即今茗饮。汉人有阳羡买茶之语，则西汉已尚
茗饮。”［４］与郝懿行相比，邵晋涵采取了较为审慎的
态度。郑珍《说文新附考》中，其子郑知同从文字学
的角度分析，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知同谓汉世有茗
饮固然，但《凡将》止谓之荈，并不言茗。若晏子之
茗既言菜，恐非茗饮，此不知为何物。《御览》以当
荼茗，似不足信。荼之名茗，盖出于汉已后，故《说
文》无其字。《晏子》之茗菜又不经见，许亦不取
也。”［５］两者只有一字之差，但却关系到战国时代是
否有茶的问题。这不再仅仅是一个版本校勘学上
的问题，更是成为茶史上的重要悬案。对二者进行
仔细辨别、探究，正本清源，是极为必要的。
二
《晏子春秋》的成书时代较早，一般认为是战国
时期②，《史记·管婴列传》、《汉书·艺文志》、《隋
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皆有著录。长
期以来，人们对《晏子春秋》的重视程度不够，唐以
前无人整理注疏。目前流传的《晏子春秋》版本较
多，各版本卷目及文字内容出入较大。现今流传较
为广泛的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等几个版本，“茗菜”
皆写为“苔菜”。中华书局刘尚荣先生在负责审校
《中国茶叶大辞典》时，为了查清“茗菜”的来源，曾
“先后查阅过元、明、清时期的十余种善本及名家校
刊本，其结果令人失望，各本《晏子春秋》无一例外
地都作苔菜［６］。笔者现将《茶经》、《太平御览》、《晏
子春秋》等文献中与《云谷杂记》所引相近或者相关
的文字予以摘录，并相互进行对比验证，进而厘清
不同引文之间的关系。为行文方便，将不同引文予
以编号，《百川学海》本《茶经》的引文为１号文，《太
平御览》第８６７卷引文为２号文，《太平御览》第
８４９卷引文为３号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晏子春
秋·内篇·杂下》第十九章为４号文，第二十六章
为５号文。具体引文如下：
１．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卯，
茗菜而已。（宋《百川学海》本陆羽《茶经》）
２．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卯，
茗菜而已。（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太平御览》卷第
八百六十七饮食部二十五）
３．《晏子》曰：“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饭，炙三
弋，五夘菜耳。”公曰：“夫子家如此甚贫乎，而寡人
之罪。”对曰：“脱粟之食饱，士之一足也；炙三弋，士
之二足也。菜五夘，士之三足也。婴无倍人之行，
而有三士之食，君之赐厚矣。婴之家不贫。”再拜而
辞。（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太平御览》卷第八百四
十九饮食部七）
４．晏子相齐，衣十升之布，脱粟之食，五卵、苔
菜而已。（四库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
第十九）
５．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
菜耳矣。（四库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
第二十六）
五处文字文意大体相同，但在个别字词上有出
入，这些个别字词的不同会造成理解上的较大差
异。首先，我们要理解这段话的文义。孙星衍对
“脱粟之饭”的解释为：“盖米之有稃者为粟，脱粟免
粟，言出于稃而未舂也。”［７］４２３“脱粟之饭”就是脱
壳后的糙粟，是粗粮，晏婴作为主食食用。孙星衍
云：“《诗》传：‘弋，射。’说文作‘隿’，缴射飞鸟也，言
炙食三禽。”［７］４２３，这是对“三弋”的解释。“五卯”
则较难理解，考《晏子春秋》中的两段文字（即４号
文和５号文），“卯”当为“卵”之误。“三弋五卯”合
之便是指弋射到的鸟和采集到的鸟卵，“三”和“五”
都是虚指。连起来讲就是说，晏婴用火烤食弋射所
得的鸟肉和采集到的鸟卵。这是晏婴所吃的荤食，
是近乎原始而艰苦的生活方式。“茗菜而已”主要
是说晏婴所吃的蔬菜（至于是茗菜还是苔菜，后文
再论），是比较常见的蔬菜，甚至可能是野菜。在理
解了基本的词义后，我们便可以了解文本的意义
了。吴觉农《茶经述评》中采取了意译的方法：“晏
婴担任齐景公的国相时，吃糙米饭，三五样荤食，以
及茶和蔬菜。”［８］③
１号文和２号文只有“戈”、“弋”之不同。“戈”
与“弋”字形相近，戈为古代刀型青铜兵器，词义较
为单一。戈不可食，故戈应为“弋”之误。排除这两
个不同后，两个语条内容完全一致。《茶经》成书于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７８０年），早于《太平御览》。
２９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３月
①
②
③
《茶经》的刊刻版本较多，据不完全统计有６０余种。南宋咸淳
九年（１２７３年）刊印的百川学海本《茶经》是现存最早的版本，
被视为各版本之祖本。
１９７２年出土的山东银雀山汉墓竹简证明《晏子春秋》成书于战
国时代。
以下《茶经述评》中的引文皆出自本书，不再逐一注出。
《茶经》引用该语条说明茶事，《太平御览》也将其列
入“茗”字条目之下，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太平
御览》２号文引自《茶经》。３号文与１号的不同之
处在于３号文无“时”和“茗”字，１号文中的“卯”，３
号文写为“夘”。古代“卯”和“夘”为异体字，“时”字
牵涉到是否是衍字的问题，都不影响理解，这两处
皆可忽略。３号与１号文的最大不同之处在没有
“茗”字，并用“脱粟之食、炙三弋、菜五夘”来解释
“士之三足”。“茗”字的有无，直接影响到断句和文
义的理解，需要仔细辨析。
１和２号文中，“炙三弋五卯”是动宾结构的短
语，炙连接了“三弋”和“五卯”两个动词。而在３号
文中，“五夘菜”是一个独立的短语，晏子用“脱粟之
食、炙三弋、五夘菜”来解释“士之三足”。脱粟之
食、炙三弋，是动宾结构，“五夘菜”应是宾语前置的
短语，意指“以五夘为菜”。“夘”就不能据《晏子春
秋》改为“卵”，而应是“茆”。孙星衍云：“周礼醢人
‘茆菹’。郑氏注云：‘卯，水草。’杜子春‘读“茆”为
“卯”’。元谓‘茆，凫葵也。’”［７］４２４茆是一种水菜，
《毛诗》：“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陆德明注释为：
“ ，凫葵。”［９］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上
云：“茆与荇菜相似，叶大如手，赤圆有肥者，着手中
滑，不得停。茎大如匕柄，叶可以生食，又可鬻，滑
美。江南人谓之莼菜，或谓之水葵，诸陂泽水中皆
有。”［１０］连成一句话理解，则不能将“茆”特指某种
蔬菜，而应是代指一般性蔬菜或者水中的野菜。这
句话可以译作：“晏婴担任齐景公的国相之时，吃糙
米饭，炙烤射来的鸟禽，以野生水菜为食。”这段文
字讲晏婴节俭、安贫乐道的品德，与茶没有任何关
联。因此《太平御览》并没有把这段史料安排在第
八百六十七饮食部二十五“茶”字之下，而是将之放
于饮食部七“食下”。该部分主要收集关于历史人
物与“食”相关的史料，笔者认为这样的编排是科学
合理的。
三
第４、５号文，与１、２号文主要是字词的增减，
最大不同有两处，一是将“饭”写为“食”，将“茗菜”
写为“苔菜”。《晏子春秋》现存较早的版本为元刻
本，刊刻过程中或许会有讹误，但因其成书年代较
早，可信度要高于转引的《茶经》和《太平御览》。笔
者认为，《晏子春秋》必然无“茗菜”之语，较为原始
的语句应为“苔菜”，或者如３号文所引“苔”、“茗”
二字皆无。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茶经》的引文并不可靠。《晏子春秋》原
文两处都写为“炙三弋、五卵”，而《茶经》却写为“炙
三戈、五卯”，竟有两字是错误的。这到底是陆羽引
用错误，还是后人传抄转刻时产生的错误，现在不
得而知。可我们不能因为《茶经》及其刻本年代较
早，就武断地认定今本《晏子春秋》中的“苔菜”为错
误。“茗菜”一词，仅见于《茶经》和《太平御览》，其
它文献皆未载录。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两者记录相
同，就将两者相互印证，认为《茶经》所载不是孤例。
前段已论，从体例编排和行文特点看，《太平御览》２
号文摘录自《茶经》。清孙诒让研读古书心得的集
录《札迻》卷四云：“苔菜，陆羽《茶经》引亦作茗菜，
此唐本已作茗之塙证。然周时必无茗饮，窃意苔字
未必误也。”［１１］与茗菜相比较而言，古籍中关于“苔
菜”的记载颇多，宋代《证类本草》记载：“《图经》曰：
‘紫堇，味酸、微温、无毒。元生江南吴兴郡，淮南名
楚葵，宜春郡名蜀堇，豫章郡名苔菜，晋陵郡名水萄
菜。’”［１２］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六，解释更为
详尽：“今按《轩辕述寳藏论》云：‘赤芹，即紫芹也。
生水滨，叶形如赤芍药，青色，长三寸许，叶上黄色
……又《土宿真君本草》云；‘赤芹，生阴厓陂泽邉水
石间，状赤芍药，其叶深绿，而背甚赤，茎叶似荞麦，
花红可爱，结实亦如豼荞麦。其根似蜘蛛。嚼之，
极酸苦涩。江淮人三四月采苗，当蔬食之，南方颇
少。太行、王屋诸山最多也。’”［１３］胡古愚《树艺篇》
载《漳州府志》：“苔菜，有干有湿，随人调制，皆可
食”，载《温州府志》：“苔菜，生海岛，最能去毒。”［１４］
由此可见，苔菜可以表多义，指称不同物种。《晏子
春秋》中的“苔菜”可能指某种生长在水中或水边
的、较易获得且味道苦涩的野菜。
第二，从词源上分析，“茗”和“饭”两字产生的
时代较晚。前文已述，《晏子》成书年代为战国。
“茗”字在先秦文献中无载，金文、陶文、甲骨文中也
无“茗”字。较早出现在杨雄《蜀都赋》“蔓茗荧郁，
翠紫青黄”。［１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收录了“茗”
字，但为徐锴新附字，文云：“茗，荼芽也。从艹名
声，莫迥切。”［１６］郑珍《说文新附考》卷一按语：“荼
芽之训，本《玉篇》。”［５］《玉篇》为南朝梁顾野王所
撰，后人陆续有增补。据此，“茗”字应出现在西汉
或其后，汉以前应不会有“茗”字。同理，“茗菜”之
称当为汉代才会出现的说法，《茶经》的引用应该是
错误的。另一个有力的证明是“饭”字。先秦时代，
“食”使用广泛，“‘食’的名词用法秦汉时期少于动
词，魏晋六朝开始增强‘饭’”［１７］。游修龄认为“饭”
从古越语进入北方后吸收进书面语［１８］，“饭”字在
战国时代出现的频率极低。另外，１、２、４号文中为
３９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刘礼堂，宋时磊：茗菜与苔菜考辨
“而已”，３、５号文写为“耳矣”，二者其实一也，但
“耳”字义出现的时代可能较早，《经传释词》王念孙
案云：“‘耳矣’者，‘而已矣’也，疾言之则曰‘耳矣’，
徐言之则曰‘而已矣’。凡经传中语助用‘耳’字者，
皆‘而已’之合声也。”［１９］３号文的“五夘菜耳”更接
近先秦的用词习惯，５号文的“苔菜耳矣”应该是一
种过渡性的用语方式，到秦汉以后，书面语基本都
采用“而已”的说法了。
第三，春秋战国时代，齐鲁地区并不产茶。《茶
经·八之出》专论茶叶的产地，涉及到八个道，遍及
现在的湖北、湖南、山西、安徽、浙江、江苏、四川、贵
州、江西、福建、广东等１３个省区。这些省市集中
分布在长江流域及长江流域以南，并没有涉及到黄
河流域，更没有涉及山东省。唐以前，记载茶的文
献资料有限，除了《茶经》中的引文，并没有山东产
茶的记载。成立在《山东之茶始于何时》一文中说：
“自东汉至于唐宋，确实还没有看到地区关于茶事
的记载。但明、清以来，却有不少茶事的记载。”［２０］
众所周知，茶叶的生长需要温度和气候条件，明清
以后随着种植和栽培技术的进步，茶树才在山东等
地培育成功。唐代以前，茶叶的种植范围有限，主
要茶叶产区仅局限于四川、云贵一带，山东更不可
能产茶叶。况且，根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
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考证，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
为温暖的时期，这个时期山东并不是茶叶产区。春
秋战国时代山东温度要比唐代还要低，从气候学角
度讲，山东不可能培育种植茶叶。［２１］１０８－１１４
第四，联系上下文，从文章要表达的涵义来说，
“茗”是错字或者衍字。这段文字是记录晏婴的高
尚品德，他身处相国高位，依然安贫乐道，吃着寻常
甚至是粗糙的食物，过着清苦的日子，不谋求锦衣
玉食的奢华生活。第三个原因中，笔者提到战国时
期的齐国不产茶叶。如果文中的“茗”是从其它国
家获得的，那么，在齐国它必然是一种昂贵且稀有
的物品。晏婴吃这种昂贵的物品，必然是一件奢侈
的事情，这与文意是不符的。退一步讲，即使战国
时代的齐国产茶，根据《晏子春秋》的文意，茶必然
是常见的物品。“茗”在晏婴那里是粗茶淡饭，是用
来凸显晏子节俭品质的，晏婴食茗之事必然不是一
件司空见怪的事情。既然，“茗”在齐国如此普遍，
为什么战国的文献中并没有其他佐证信息呢？
四
陆羽《茶经》及《太平御览》中的引文一向被视
为茶事“战国说”的佐证，可惜这是个孤证，且我们
上面已经全方位辨析，认为该语料不可信的成分居
多。除战国说之外，有“魏晋说”，欧阳修《集古录》
卷八《唐陆文学传》云：“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
有之”［２２］。其实，早在《三国志》中就有饮茶的记
载：“晧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
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
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２３］
《茶经》中魏晋时期饮茶的史料已经收集了很多，
《中国茶文化经典》所列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茶有关
的史料近３０条。
茶事始自魏晋自然确凿无疑，但有很多史料将
茶事起源上溯到更为久远的时期。陆羽《茶经·六
之饮》：“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这是
有关中国饮茶起源最普遍的说法。茶起源于神农
氏的佐证是《神农本草经》：“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
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七之事》中摘录了《神农食
经》的一段话：“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现代学
者在论证茶的起源时，经常引用《神农本草经》中的
这段话。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周树斌、赵天相等学者
相继指出现存的《神农本草经》中并无该史料，并指
出这段话的出处为清孙壁文的《新义录》［２１］１８９。那
么，该段史料自然难以成为确认茶的起源的证据。
另外，据梁启超考证：“此书殆与蔡邕、吴普、陶弘景
诸人有甚深之关系，直至宋代然后规模大具。质言
之，则此书殆经千年间许多人心力所集成，但其书
不惟非出神农，即西汉以前人参预者尚极少，殆可
断言也。”［２４］《神农食经》今本不存，历代文献的记
载也极为稀少，仅在《茶经》及个别的文献中有提
及。按照梁启超的方法分析，该书即便曾经存在，
也应为魏晋时著作。浙江树人大学副研究员关剑
平在《传播学视野下的茶文化研究》中一针见血地
指出：“不是神农发现了茶，而是后人为神农发现了
茶”，并对神农神话的社会心理基础做了深入分
析［２５］。茶的“神农起源说”不足为信。
陆羽说“闻于鲁周公”，周鲁公就是周公旦，周
武王弟，以其曾祖太王所居周地为采邑，故称周公，
又因封国于鲁，又称之为鲁周公。《史记·鲁周公
世家》云：“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
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
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２６］陆羽提出此
说，但没有给出明确的注解。考《七之事》：“周公
《尔雅》：‘槚，苦荼’”，这当是“闻于鲁周公”的例证。
按此推论，陆羽应认为《尔雅》是周公之作。实际
上，历代对《尔雅》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有不同的观
点。代表性的有：三国魏张揖《上〈广雅〉表》中的西
４９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３月
周成书说，作者为周公，此说流传最广。郑玄《驳五
经异义》中的战国初期成书说，认为作者是孔子门
人。战国末年成书说，近人何九盈、赵振铎持此论。
欧阳修《诗本义》中的秦汉说，认为乃“学《诗》者纂
集说《诗》博士解诂”，吕南公、郑樵、朱熹、清姚际
恒、崔述等也都持此说。西汉说，很多学者明确指
出《尔雅》为汉代儒生纂集而成，如叶梦得、朱熹、钱
文子、康有为、罗常培、余嘉锡、胡朴安、王力等［２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书在毛亨以后。大抵
小学家缀辑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
词。”［２８］现在一般认为《尔雅》初成于战国末、秦初，
西汉时经过儒生的增补润色而最终成书。通过上
面的分析，《尔雅》与周公没有任何关系，将茶与周
鲁公联系在一起是没有任何依据的［２９］。另外，
“槚，苦荼”之语起自战国末，还是秦代，抑或西汉，
无从考证。从保守的观点看，此记载最晚出现在西
汉。这反而成为茶在西汉出现的文献佐证。
用于说明秦代以前就有茶的文献记载还有，
《周礼·地官》中关于“掌荼”的记载，《华阳国志·
巴志》中关于巴国进贡茶的记载，《尚书·顾命》中
关于“王三宿、三祭、三咤”的记载，以《诗经》等为代
表的“九经”中关于“荼”的记载等。一些学者对这
些文献资料未进行任何辨析，毫不怀疑地加以征
引，用来呈现先秦时期茶叶的发展状况［３０］。也有
学者对《周礼》、《晏子春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等问
题提出质疑，但没有深入考究，得出“至少在战国时
人们已知饮茶”［３１］。也有一些学者对可能证明先
秦有茶的文献特别是九经中的记载进行了逐一考
辨，认为九经中“荼”的记载都不是茶，战国以前无
茶［３２］［３３］３４［］。其中，周树斌和陈椽就九经中的荼是
否为茶的问题，进行了多轮争鸣。通观两人观点，
周树斌先生立论持中，有理有据，更为接近客观事
实，本文采信周先生的观点，认为先秦文献中的
“荼”都不是茶。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云：“自秦人取蜀而后，始
有茗饮之事。”从植物学和文献角度分析，以云南、
贵州等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是茶叶的起源之地，这是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茶叶起源普遍接受的观点。蜀
地现知最早饮茶的地区，秦人征服蜀地后，把该地
区的茶叶带往中原地区，从逻辑上讲是有一定道理
的。但顾炎武之说并没有相关文献支撑，终归是一
家之言。笔者从存世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文献
两个角度考证，西汉及以后始有茶之事。
西汉有关茶事的文献记载较多。司马相如《凡
将篇》：“乌啄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蒌，芩草芍药
桂漏芦，蜚廉雚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
萸。”此文中的“荈诧”一般被认为是茶叶，这里茶叶
的用途为药用，还没有被用作饮料。
陆羽的《茶经》引扬雄《方言》“蜀西南人谓茶为
蔎”。吴觉农《茶经述评》云：“并不见于《方言》，而
见于《方言注》，《方言注》为郭璞所做。”但实际上，
遍查《方言》原文和郭璞的注释都没有这句话，不知
吴先生从何得源？或许《方言》流传过程中把这句
话漏掉了，而在陆羽《茶经述评》中保存下来。扬雄
另有《蜀都赋》“百华投春，隆隐芬芳，蔓茗荧郁，翠
紫青黄”。此处“茗”字是否为茶之义尚不敢断言，
但却是较早使用“茗”字的文献记载。
《初学记》卷十九载西汉王褒《僮约》，该文两处
提到“荼”，即 “脍鱼炰鳖，烹荼尽其餔已而”和“武
阳买荼，杨氏池中担荷往来。”［３５］此文写于公元前
５９年，一般认为这两处的“荼”字都应做“茶”
解［３６］。《汉书·地理志》中有“荼陵”之地，是西汉
荼陵侯刘欣的属地之一，该地饮茶而得名。陆羽
《茶经》载《图经》云：“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
西汉出土文物和文献也可证明西汉已有茶事。
１９７９年，周世荣撰文指出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１
号墓（墓葬时间为公元前１６０年）和３号墓（公元前
１６５年）竹简“遣册”都有“ ”的简文。周世荣
及吴觉农都认为 是“槚”的异体字，意指“茶一
箱”，进而说明汉初湖南地区已经有了茶叶的生产
和饮茶风俗［３７］。文物的发掘与出土，为西汉即有
茶叶的史实提供了必要的实证基础。
《华阳国记》（以下《华阳国志》引文皆出自该
本）是一部专门记述４世纪以前中国西南地区地方
历史、地理、人物等内容的地方志著作，东晋常璩
撰，其中有多处与茶叶相关的记载。《巴志》：“其地
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
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鐡、丹漆、茶蜜、
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３８］
该段文字虽不能直接证明周代巴地便已经产茶，但
却是汉代有茶的实证［３２］６－３９。另外，《华阳国志》中
与茶有关的记载还有５处：“树有荔支，蔓有辛蒟，
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蕟”，“涪陵郡，巴之南鄙，从
枳南入，溯舟涪水……无蚕桑，少文学，惟出茶、丹、
漆、蜜、蜡”，“什邡县，山出好茶”，“平夷县，郡治，有
珧津、安乐水，山出茶、蜜”，“南安、武阳皆出名茶”。
根据巴国疆域地界四至鱼复、僰道、汉中、黔涪，多
是秦汉时代所置，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巴地位于今贵
州、湖北、陕西、四川交界之处。涪陵郡为三国时期
蜀汉所置，前身为东汉末年的巴东属国及蜀汉初年
５９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刘礼堂，宋时磊：茗菜与苔菜考辨
的涪陵属国。什邡县为公元前秦朝时期所设，地处
四川腹心地带成都平原。平夷，汉武帝时设置，位
于今贵州毕节市，也有今云南富源县之说。武阳为
今四川彭山县，南安为今四川乐山市。《华阳国志》
的记载可以明确说明，汉代以四川中心的西南地区
茶叶的生产种植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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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