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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for affecting factors to dosage of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Jin and Yuan dynasty

金元时期影响药物剂量因素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金元时期的医学著作的研究,探讨当时医家对药物剂量使用大小的看法,指出金元时期医家在药物的配伍使用、发病季节和地域方面发展了药物使用剂量理论。

For studying medical works during the Jin and Yuan dynasty, author discussed the factors affect the dosage of medicine that doctors in that period believed to affect the dosage of medicine. Author found that doctors in that period developed the dosage theory in terms of compatibility of medicines, onset time, and onset region of a disease.


全 文 :·文献研究·
金元时期影响药物剂量因素分析
张 卫1,张瑞贤1,韩 篧2
(1.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北京 100700;
2.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中医院,北京 100010)
[摘要] 本研究通过对金元时期的医学著作的研究,探讨当时医家对药物剂量使用大小的看法,指出金元时期医家在药
物的配伍使用、发病季节和地域方面发展了药物使用剂量理论。
[关键词] 中药;金元时期;剂量
[收稿日期] 20080805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工作项目(2004DEA71170)
[通信作者] 张瑞贤,Tel:(010)64052170,Email:zhang_ruixian@
sohu.com
  社会对医学的需要推动医学的发展。金元时期战乱仍
频,人民生活痛苦,疾病严重,因此也带动了这一时期医学的
发展。金元时期主要的医学学术特点是革新思想影响到整
个学术界,认为“古方不能治今病”,产生了许多探讨《黄帝
内经》、《伤寒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著作,并对药物的
性质也进行了发挥,出现了2个不同的医学学派,即河间派
与易水派,以及一批卓有成就的医家,如刘完素、张元素、张
从正、李杲、王好古、罗知悌、朱丹溪等,其中张从正、刘完素、
李杲、朱丹溪更是被誉为金元四大家。他们著述颇丰,主要
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论方》、《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
赋》、《医学启源》、《脏腑标本虚实用药式》、《儒门事亲》、
《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阴证略例》、《汤
液本草》、《此事难知》、《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
义补注》等。相对于药性理论的颇多论述,金元医家对于药
物使用剂量的探讨却显得不足。这些探讨主要集中在方剂
的配伍、发病季节和地域因素等几方面。
1 方剂的配伍对药物剂量的影响
1.1 君臣佐使理论的发展与药物剂量的关系 药物“君臣
佐使”论述最早见于成书于东汉的本草学专著———《神农本
草经》,该书认为“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
毒”,“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
酌其宜”,“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多毒,不可久服。”[1]《神农本草经》中的君臣佐使思想以“有
毒、无毒,养命与养性”来区分药物显然是受到了道教服食神
仙思想的影响。
到了唐代,王冰所整理的《至真要大论篇》将君臣佐使
理论运用于方剂学,提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
谓使”[2]。
金元时期多部医学著作不但继承了《至真要大论篇》中
的君臣佐使的用药思想,更是首次明确提出了在一首方剂之
中药物君臣佐使与使用剂量大小之间的关系,如:
张元素的《医学启源》中认为:“为君最多,臣次之,佐
(使)又(次)之。药之(于证),所主停者,(则)各等分
(也)。”[4]
李东垣的《脾胃论》中说:“君药,分两最多,臣药次之,
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
御邪除病矣。”[3]
王好古的《汤液本草》中也认为:“为君者最多,为臣者
次之,佐者又次之。药之于证,所主同者则等分。”[5]
至此,中药配伍的君臣佐使理论得到完善:即在一首方
剂之中起治疗主要病症的药物为君药,君药的使用剂量为一
首方剂药物之最,臣药为辅佐君药治疗次要病症的药物,臣
药的使用剂量则应小于君药而大于佐使药。而佐使药则为
辅佐臣药治疗次要病症的药物,其使用剂量为全方中之最
小;对于某一病证具有同等治疗功效的药物,使用剂量也应
相同。显然这种“主病之谓君”的理论比《神农本草经》的
“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为君药”的理论更加针对疾病的治疗,
符合临床实践。
这种适合于临床的药物君臣佐使理论早在唐以前这种
思想就一直作为一种潜规则指导药物的临床治疗,例如《伤
寒论》、《金匮要略》、《小品方》等许多医书中的方剂都体现
了这一思想,只是没有人将其抽象化、理论化,而到了金元时
期,随着人们对医学的进一步探讨和对医学认识的加深,逐
渐将医家们潜在的认识提升为理论性的规律。
1.2 七方配伍中“大方”、“小方”与剂量的影响 七方之说
最早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
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
也。”“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是故平气之道,
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远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则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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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则数多。多则九之,少则二之。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
方。”[1]但书中无“七方”明确的提法,更不是说方剂的7种
配伍方法。
现在认为七方是指大、小、缓、急、奇、偶、复7种方剂的
配伍方法。这种观点的首次明确提出是在金成无己所著的
《伤寒明理论》中,该书《药方论序》中指出:“制方之用,大、
小、缓、急、奇、偶、复,七方是也。”[6]继成无己之后,金元时
期许多医家都对方剂的这7种配伍方法进行了论述,如张元
素在《医学启源》中提出:“去咽喉(之病),近者奇之;(治肝
肾之病),远者偶之。汗者不(可以)奇,下者不(可以)偶。
补上治上制以缓,缓则气味薄;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
厚。”[4]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对七方的含意与
应用作了具体的说明。其中与药物使用剂量关系最为密切
的便是“大方”与“小方”,关于“大方”与“小方”在金元众多
医籍中以张子和《儒门事亲》中的论述最为详尽,摘录如下:
“夫大方之说有二:有君一臣三佐九之大方,有分两大而
顿服之大方。盖治肝及在下而远者,宜顿服而数少之大方;
病有兼证而邪不专,不可以一、二味治者,宜君一臣三佐九之
大方。
小方之说亦有二,有君一臣二之小方,有分两微而频服
之小方。盖治心肺及在上而近者,宜分两微而少服而频之小
方,徐徐而呷之是也。病无兼证,邪气专,可一、二味而治者,
宜君一臣二之小方……”[7]
从上段论述中可知大方的含义有二,其一是说药物的组
成多,即“君一臣三佐九”,而整首方的剂量不一定很大。在
病情复杂,病有兼证的情况下宜使用这种意义的大方,是通
过增加不同药物的治疗功效,起到既治主证又治兼证的全面
治疗效果;其二是说整首方的剂量大,而药物组成并不一定
很多。病在肝以及病在人体下部时宜使用这种意义的大方
是由于病在下部,药力不易到达,通过加大药物剂量,药宏力
专,顿服而起到治疗效果。
与大方相对应,小方的含义也有2种,其一是说药物组
成少,即“君一臣二”,在病情简单,病无兼证的情况下使用
这种意义的小方;其二是说整首方的剂量小,当病在心肺或
病在人体上部时,使用这种意义的小方。由于病位偏上,药
力容易到达,所以采用小剂量药物频服就能起到治疗效果。
2 季节对剂量的影响
金元时期除了在药物配伍关系上深化了药物剂量的认
识外,该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十分重视发病季节以及地域因素
对药物使用剂量的影响。
金元四大家之一李杲就十分重视根据不同的发病季节
选用不同的药物和剂量来治疗疾病,在其所著医书《内外伤
辨》、《脾胃论》主称中均设专章“随时加减用药法”,论述根
据不同季节来选用合适的药物和剂量来治疗疾病,如《脾胃
论》中“夏月宜少加酒洗黄柏大苦寒之味,冬月宜加吴茱萸
大辛苦热之药以从权,乃随时用药,以泄浊气之不降也。”[3]
又如《内外伤辨》中李杲设补中益气汤为底方,根据不
同的患病季节进行加减用药:
“如夏月咳嗽者,加五味子(二十五个),麦门冬(去心五
分)。
如冬月咳嗽,加不去根节麻黄(五分)。
如秋凉亦加。
如春月天温,只加佛耳草、款冬花(以上各五分)。(内
外伤辨·卷中·四时用药加减法)……”[8]。
春夏季节,气候由温渐热,阳气升发,人体腠理开泄,应
不过用辛温发散药物,以免开泄太过,耗伤气阴;而秋冬季
节,天气由凉变寒,人体腠理致密,阳气内敛,当甚用寒凉药
物,以防伤阳。
除李杲外,刘完素、张从正、朱丹溪等均注意根据季节的
变化调整用药及药物剂量,如张从政《儒门事亲》中水沉金
丝膏“春秋宜用油,夏宜油蜡二钱半,冬宜用油蜡四钱”[7],
葛根丸“春夏去附子”[7],朱丹溪《丹溪手镜》中止泄丸“活
石,春一钱,夏二钱,秋一钱半”[9]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与金元之前的医家相比,金元时期医家对于季节影响药物及
其剂量的大小的重视程度显得尤为突出。
3 疾病地域剂量的影响
不同地域的气候环境影响药物的使用,也就是“因地制
宜”。“因地制宜”的思想源于《黄帝内经》,该书中“阴阳应
象大论”、“五常政大论”、“异法方宜论”、“五运行大论”、
“气交变大论”等多篇文章均提到疾病的地域性对药物剂量
会产生影响,然而并未做出具体说明。此后,南北朝的医生
陈延之曾对地域性影响药物的使用剂量做过一些论述,认为
“凡用诸方,欲随土地所宜者。俱是治一冷病,其方用温药分
两多者,宜江西、江北;用药分两少者,宜江东,岭南也。”[10]
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方面的内容都没有被医家所
提及。直至金元时期张从正、朱丹溪再一次认识到地域气候
的不同会影响治疗的药物及剂量,明确提出“然地有南北之
殊,不可一途而论。”[11],应该“审南北之宜,使小大适中,先
后合度,以是为治”[10]。
如对“中寒”的论述“主乎温散有卒中天地之寒气者,有
口得寒物者。
从补中益气汤中加发散药,属内伤者十居八九。其法,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只用前汤中,从所见之证,出入加减。
必先用参耆托住正气。气虚甚者,少加附子以行参耆之剂,
如果气虚者,方可用此法……以上治法,宜用于南,不宜北。
西北二方,极寒肃杀之地,故外感甚多;东南二方,温和
之地,外伤极少……”[10]
朱丹溪以补中益气汤为底方进行加减治疗中寒,并明确
的指出了该法“宜用于南,不宜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
认为西北严寒地区,多为外感寒邪较重,不宜用此法;而东南
二方由于天气温和,单纯感受风寒而致病者很少,大多为内
虚生寒,因此在治疗上采用以补内虚为主,佐以发表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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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由此可见朱丹溪在治疗上充分考虑了地域气候特点
对于疾病的影响,从而合适的治疗法案并确定相应的药物。
亦可看出朱丹溪在辩证、治疗、用药上的连贯性。
总之,在金元时期之前医家已经认识到了众多影响药物
使用剂量的因素[1213],如患者的体质、患者的年龄、患者服
药后的反应,病情的长短、药物的毒性,药物的炮炙、药材的
质地、用药目的等等,这些药物剂量影响因素在金元时期的
药物应用上也都有所体现,由于没有新的观点出现,此处不
加累述。
值得注意的是王好古在《汤液本草》中提出丸剂的大小
要根据不同的病位所确定,“去下部之疾,其丸极大而光且
圆;治中焦者,次之;治上焦者,极小。”[5]这是金元时期对于
丸剂的使用剂量提出的一个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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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因素分析[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07,29(4):213.
AnanalysisforafectingfactorstodosageofChinesemedicineduring
JinandYuandynasty
ZHANGWei1,ZHANGRuixian1,HANYao2
(1.InstituteofChineseMaterialMedica,ChineseMedicalSciences,Beijing100700,China;
2.Beijing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Hospital,CapitalMedicalUniversity,Beijing100010,China)
[Abstract] ForstudyingmedicalworksduringtheJinandYuandynasty,authordiscussedthefactorsafectthedosageofmedi
cinethatdoctorsinthatperiodbelievedtoafectthedosageofmedicine.Authorfoundthatdoctorsinthatperioddevelopedthedosage
theoryintermsofcompatibilityofmedicines,onsettime,andonsetregionofadisease.
[Keywords] Chinesematerialmedica;JinandYuandynasty;dosage
[责任编辑 周 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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