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 文 ：本 文 包 括 两 部 分，前 一 部 分 指 出 掌 叶 橐 吾
[Ligularia przewalskii (Maxim.) Diels](菊科-千里光
族)在我国江苏省的分布属于错误记载，由此而引
发出第二部分对我国植物志书尤其是地方植物志
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管窥
之见。不贤识小，所论皆极琐细，殊不足言著述也。
1 掌叶橐吾在江苏没有分布
掌 叶 橐 吾 曾 长 期(1880–1989)仅 记 载 在 我 国
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四川有分
布[1–7]，但 1989 年出版的 《中国植物志》77(2)则记
载该种在江苏也有分布[8]，从而较大程度扩大了其
地理分布范围，使其分布区显得具有明显间断。自
此以后，我国出版的有关植物志书，如 1993 出版
的第二版 《内蒙古植物志》 第 4 卷[9]和 《湖北植物
大全》[10]、1994 年出版的 《横断山区维管植物》
(下)[11]、1996 年出版的 《青海植物志》 第 3 卷[12]、
2004 年出版的 《山西植物志》 第 4 卷[13]、 2008 年出
版的 《青藏高原维管植物及其生态地理分布》[14]、
收稿日期： 2014–01–15　　　　接受日期： 2014–01–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170186)资助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　2014， 22(2)： 107 ~ 120
Journal of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Botany
掌叶橐吾地理分布的订正及对我国植物志书中一些
明显问题的述评
杨亲二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中国科学院植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州 510650)
摘要： 指出 《中国植物志》77(2)中掌叶橐吾(Ligularia przewalskii)在江苏有分布的记载极可能是将文献中的“Kansu”(甘肃)误
为“Kiangsu”(江苏)的结果。该种目前仅知分布于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四川，在江苏决无分布。这一不经意的
疏忽而引起的错误后来不断出现在我国出版的有关植物志书中。对我国植物志书尤其是省级植物志书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他
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述评。
关键词： 中国； 植物志编研； 地理分布； 掌叶橐吾； 地方植物志
doi: 10.3969/j.issn.1005–3395.2014.02.001
Notes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Ligularia przewalskii and Critical
Comments on Some Problems Apparent in Floristic Works of China
YANG Qin-er
(Key Laboratory of Plant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650, China)
Abstract: We point out that the inclusion of east China’s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Ligularia
przewalskii, a species actually occurring only in Gansu, Qinghai, Nei Mongol (Inner Mongolia), Ningxia, Shaanxi,
Shanxi, and Sichuan, most likely is a result of misinterpreting “Kansu (= Gansu)” as “Kiangsu (= Jiangsu)”.
This inadvertent error first appeared in Flora Reipublicae Popularis Sinicae 77(1), and was widely perpetuated in
subsequent publications. Critical comments are made on some problems apparent in floristic works (particularly
regional Floras at provincial level) of China.
Key words: China; Floristic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Ligularia przewalskii; Regional Floras
108 第22卷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
2011 年出版的 《Flora of China》 第 20 – 21 卷[15]，均
接受这一记载。吴征镒等[16]在其 2003 年出版的
《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一书中分析我国橐吾属
(Ligularia Cass.)植物的地理分布特征时，也因袭了
《中国植物志》 的记载而认为“L. przewalskii 广布于
内蒙古、晋、陕、甘、青并达江苏，1100–3700 m 林
缘、灌丛或河滩”(未提该种主要分布区四川，显系
遗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植物志》明确说明掌
叶橐吾生长于海拔 1100–3700 m 的河滩、山麓、林
缘、林下及灌丛，但我国江苏省绝大部分地区海拔
在 50 m 以下，最高海拔仅 625 m (连云港云台山玉
女峰)[17], 因此掌叶橐吾的海拔高度记载与实际情
况存在明显矛盾。
江苏与掌叶橐吾 1989 年以前记载的分布区存
在明显间断以及该省海拔高度与掌叶橐吾通常生
长的海拔高度(在四川西部可分布到 3800 m)明显
不一致的事实，促使我们对我国主要标本馆的掌叶
橐吾标本进行了仔细检查。我们发现现有馆藏掌
叶橐吾标本确如 1989 年以前有关文献的记载，均
采自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四川，未
见任何采自江苏和其他省份的标本。
《湖北植物大全》[10]和 2002 年出版的 《湖北
植物志》第 4 卷[18]记载掌叶橐吾也产于湖北巴东(该
志未记载该种在江苏有分布)。我们在中国科学院
武汉植物园标本馆(HIB)和我国其他主要标本馆均
未见到产于湖北的掌叶橐吾标本； 《湖北植物志》
中掌叶橐吾的附图也完全抄录自 《中国高等植物
图鉴》。我们推测掌叶橐吾产湖北巴东这一记载极
可能来自胡秀英(S. Y. Hu)先生的 《The Compositae
of China》一文[19]。该文将 A. Henry 8918 引在掌叶
橐吾之下，认为这号标本采自湖北。实际上 Henry
所采标本(常为其雇用的当地中国人采集)的野外记
录通常极不完整，没有给出确切的产地信息。从号
数来看，Henry 8918 这号标本似更可能于 1890 年
由 Henry 雇用的采集员随同 Antwerp E. Pratt 采自
掌叶橐吾颇为常见的四川西部康定一带。Dunn[20]
明 确 指 出 Pratt 432、434 与 Henry 8919、8920、
8921(均为 Dunn 所描述新种的合模式)可能于同一
时间采自同一地点，即四川西部打箭炉(Tachienlu，
即康定)一带 , 因为 Henry 的这些标本是由其雇用
的采集员随同 Pratt 在该地采集的。关于 Henry 在
我国的详细采集情况可参见 Seamus O’Brien 所著
《In the Footsteps of Augustine Henry and his Chinese
Plant Collectors》 一书[21]。
2005 年出版的 《中国高等植物》第 11 卷没有
掌叶橐吾产江苏的记载，但增加了该种产湖北西
部和河南的记载。产湖北西部的记载是否根据上
面提及的 《The Compositae of China》、 《湖北植物
志》 或 《湖北植物大全》，难以断定( 《湖北植物志》
较常见，故引自该书的可能性较大)。产河南的记
载极可能引自 1997 年出版的 《河南植物志》 第 3
卷[22]，该志不但有掌叶橐吾产江苏的记载，而且记
载该种在河南颇为常见，在太行山区的济源、林州，
大别山区的商城、新县，桐柏山区的桐柏、确山，伏
牛山区的西峡、南召、栾川、卢氏、鲁山均有分布。
奇怪的是，我们在我国各主要标本馆均未能找到采
自河南任何一个地方的掌叶橐吾标本。如果该种
在河南确实如此广布，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
本馆(PE)这样的大型标本馆不应该没有当地的标
本；就我们所知，至少伏牛山区的植物采集还是相
当深入的。2006 年出版的 《大别山植物志》 [23] 也
没有收录掌叶橐吾。 《河南植物志》中掌叶橐吾的
附图完全抄录自 《中国植物志》。从这些事实，我
们认为虽然河南(尤其是伏牛山区)有掌叶橐吾分
布的可能，但 《河南植物志》记载掌叶橐吾在该省
有分布目前尚缺乏标本依据，广布的可能性尤其不
大。有必要在这里附带指出的是， 《中国高等植物》
对我国橐吾属植物地理分布的记载错误颇多，而且
这些错误出现的原因让人匪夷所思(1975 年出版的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反而没有这些错误)。如该书
记载大头橐吾[L. japonica (Thunb.) Less.]在我国云
南西南部和西北部有分布，却没有记载齿叶橐吾[L.
dentata (A. Gray) Hara]和 鹿 蹄 橐 吾(L. hodgsonii
Hook. f.)在云南有分布。实际上大头橐吾不产于云
南 (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24] 记载该种产云南西北
部剑川-澜沧江分水岭显系错误)，而后两者尤其是
鹿蹄橐吾则长期记载在云南有分布[2–3,8,15,23,25]。有
趣的是，俄罗斯橐吾属分类专家 Illarionova[15]认为
鹿蹄橐吾不产我国，指出以前鉴定为该种的我国植
物与真正的鹿蹄橐吾在花序结构以及苞片形状、
质地、位置方面有明显区别，实际上都应属于齿叶
橐吾，而真正的鹿蹄橐吾只产于日本和俄罗斯远
东地区。2013 年 Wang 等[26]对鹿蹄橐吾进行了谱
系 地 理 学(Phylogeography)研 究，取 样 包 括 23 个
中国居群和 6 个日本居群。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
第2期 109
Illarionova 的上述观点而认为这些居群都属于鹿蹄
橐吾。如果 Illarionova 的意见是正确的话，那么这
些作者所取样的居群实际上应代表两个不同的种，
即鹿蹄橐吾和齿叶橐吾，该文的结论也可能需要相
应进行修正。我们在标本室和野外观察中也发现
我国鉴定为齿叶橐吾和鹿蹄橐吾的标本在形态上
存在过渡，常不易区分。当然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后才能确定。这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植物分类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所提供的
基本信息是否准确可靠，对其他学科的研究确实具
有相当大的影响。
1982 年出版的 《江苏植物志》(下)[27]记载了
两 种 橐 吾，即 窄 头 橐 吾[L. stenocephala (Maxim.)
Matsum. ex Koidz.](连云港)和上面提到的大头橐吾
(据称产苏南地区，我们未见标本)。后者的叶掌状
全裂，但对橐吾属稍有认识的人都应该不会将其与
掌叶橐吾(叶掌状深裂)相混而误将大头橐吾鉴定为
掌叶橐吾，因为二者在花序形态和构造上区别极为
明显。故按常理而言，掌叶橐吾在江苏有分布的记
载似不可能出自对大头橐吾标本的错误鉴定。
虽然“说有容易说无难”，但从标本检查的结果
和掌叶橐吾的生态地理分布特点来看，我们可以肯
定该种在江苏决无分布。那么掌叶橐吾在江苏有
分布的记载究竟来自何处？我们曾百思不得其解。
在文献考证过程中，我们逐渐注意到，在有关掌叶
橐吾的西文文献[1–2,19]中，“甘肃”这一省名都按韦式
拼法拼写为“Kansu”，与“江苏”的拼写“Kiangsu”颇
有几分相似。我们由此推测， 《中国植物志》 中掌
叶橐吾在江苏有分布的记载最有可能是将“甘肃”
无意之中误为“江苏”的结果。这一不经意造成的
错误使得该种的生态地理分布区被人为扩大了许
多，以致连吴征镒先生这样的植物区系地理学大
家在分析橐吾属的地理分布特点时都受到误导[16]。
与上述鹿蹄橐吾谱系地理学研究的情况相似，这其
实也是一个植物分类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对其他
学科具有相当影响的例子。
2 对我国植物志书尤其是地方植物志
书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他一些相关
问题的思考
掌叶橐吾在江苏有分布这一错误记载究竟是
如何引起的，我们的上述推测是否正确，实际上并
不重要，改正这一错误本身才有意义。更为值得
思考的是这种比较明显的错误为什么一旦出现于
《中国植物志》中，就会立即以讹传讹，在地方植物
志书中延续和不断扩散开来。如 1982 年出版的
第一版 《内蒙古植物志》 第 6 卷[4]没有记载该种产
于江苏，但第二版[9]则显然受到 《中国植物志》的影
响而增加了该种在江苏有分布的记载。 《宁夏植
物志》第二版[28]没有明确记载掌叶橐吾在江苏有分
布，仅含糊记载该种分布于我国宁夏、山西、内蒙
古、陕西、甘肃、青海、四川等省区。
在其 《东亚高等植物分类学文献概览》一书
中，马金双博士对我国地方植物志的编写情况进行
了详细介绍，对其中存在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
析[29]。他十分尖锐地指出：“植物分类学是一门基
础学科，而她最基本的成果之一就是植物志，或曰
为其他学科提供基本信息。但我们的记载却在一
定程度上存在问题：要么没有标本，要么没见到标
本，要么仅凭一号几十年前采集的标本，或者是干
脆抄袭原始文献或二手文献，而没有详细考证。这
种情况在中国地方植物志中比较普遍，甚至包括中
国植物志。”这些意见应当说是极为中肯的，丝毫
没有夸大。我们在查阅我国地方植物志的过程中
深深感到，一些省级植物志书照抄 《中国植物志》
的情况确实十分明显，基本上可以说是 《中国植物
志》的省级压缩本，而规模更小的地方植物志(目前
出版极多)则是省级植物志的压缩本。本来，在地
方植物志编写过程中，如果有关作者能仔细检查当
地标本，并利用在当地进行野外考察和采集的便利
条件，应当会较易于了解有关类群的性状变异式
样，发现 《中国植物志》中存在的不足，从而加以改
进，但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很少出现。这也许是因为
一些地方植物志的作者认为 《中国植物志》既然作
为国家级植物志，理应水平最高，错误最少，所以完
全可以作为编写地方植物志的依据，只要稍加补充
(如给出更为具体的分布地点)即可，完全不必要自
己进行有关研究。 《中国植物志》一些类群与地方
植物志的作者相同，更会导致地方植物志照抄 《中
国植物志》， 使 《中国植物志》 的错误在地方植物
志中遗留下来，长期得不到解决。
我们也注意到另一种情况，即如果地方植物
志的作者对所负责的类群缺乏基本理解，而又不
照抄 《中国植物志》， 则编写出来的地方植物志也
可能会出现更多、更严重的错误。上述 《河南植物
杨亲二：掌叶橐吾地理分布的订正及对我国植物志书中一些明显问题的述评
110 第22卷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
志》 的情况即是如此，甚至在普遍认为编写水平较
高的一些地方植物志中这种情况也并非鲜见。我
们近年在研究我国菊科千里光族时，发现 《云南植
物志》第 13 卷千里光族固然存在不少将 《中国植物
志》 中的错误照抄下来的情况，也发现不照抄的地
方出现更为严重的错误。兹略拈几例明显者，以见
一斑。
(1) 《中国植物志》 记载三脉蒲儿根 [Sinose-
necio trinervius (C. C. Chang) B. Nord.](图 1：A)仅
产我国贵州安顺、兴义[30]，但 《云南植物志》记载该
种(种加词误拼为“trinervis”)也产云南漾濞、文山、
绿春[31]。我们发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
本馆(KUN)鉴定为三脉蒲儿根的一份记录为采自
漾濞的标本(刘慎谔 14688)(图 1：B)根本不是蒲儿
根属(Sinosenecio B. Nord.)植物，而应属于合耳菊
属[Synotis (C. B. Clarke) C. Jeffrey & Y. L. Chen] 的
昆 明 合 耳 菊[Synotis cavaleriei (H. Lév.) C. Jeffrey
& Y. L. Chen]，而昆明合耳菊不产滇西北地区。我
们发现 PE 所藏同号标本(这里未显示)记录的采集
地点是云南富民，与昆明合耳菊的分布范围吻合，
因此这一采集地点纪录应比较正确可靠。 《云南
植物志》第 13 卷中三脉蒲儿根的附图(图 1：C)中，
基生叶没有明显叶柄，具平行脉而非基出 3 脉，显
然该图不代表三脉蒲儿根而似合耳菊属植物，但从
该图所显示的叶形(椭圆形)和体态来看也非昆明
合耳菊(叶通常为倒卵形或倒披针形)，而更似大理
一带分布的林荫合耳菊[Synotis sciatrephes (W. W.
Smith) C. Jeffrey & Y. L. Chen](图 1：D), 但图中又
显示其头状花序具舌花，而林荫合耳菊不具舌花，
所以该图与 《云南植物志》中三脉蒲儿根的描述明
显不符，很可能是根据不同标本拼绘出来的一个
怪物，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三脉蒲儿根的基生
叶具明显而较长的叶柄，具基出 3 脉(图 1：A)。该
种至今仅知产于贵州兴义一带，极少见，我们曾专
门去兴义采集，但没有发现其踪迹，我们只见到约
100 年前 Cavalerie 所采模式标本，完全可以肯定云
南漾濞、文山、绿春不产该种。 《云南种子植物名
录》(下)[24]记载三脉蒲儿根[当初学名为三脉千里
光(Senecio trinervius C. C. Chang)]产文山、绿春，但
所引标本均为采自贵州省，故显系误记。 《云南植
物志》记载三脉蒲儿根产文山、绿春，源出于此，殆
无可疑。
(2) 《云南植物志》记载云南西北部丽江产雨农
蒲儿根[Sinosenecio chienii (Hand.-Mazz.) B. Nord.]，
其根据是一份没有可靠采集记录的标本(图 2)[31]。
但 《中国植物志》记载该种仅分布于四川西部[30]。
丽江是我国植物采集最为深入的地区之一；如果该
种在丽江有分布，以其花序黄色而显眼，没有采集
到其他标本的可能性基本不会存在。上述那份标
本显然不是采自丽江，上面的“丽江”二字纯属人为
误置。从现有标本和我们的野外考察结果来看，雨
农蒲儿根确仅分布于四川西部。
(3) 《中 国 植 物 志 》 记 载 矛 叶 合 耳 菊[Synotis
hieraciifolia (H. Lév.) C. Jeffrey & Y. L. Chen]仅 分
布于贵州关岭[32]，而 《云南植物志》 记载该种也产
于云南彝良、文山(种加词误拼为“hieracifolia”)[33]。
我们发现 KUN 所藏鉴定为该种的文山标本(蔡希
陶 58-8050)(图 3：A)叶宽披针状圆形，头状花序具
舌状花，实为黔合耳菊(S. guizhouensis C. Jeffrey &
Y. L. Chen), 彝良标本(武素功等 76)(图 3：B)显系我
国极为广布的林荫千里光(Senecio nemorensis L.)
(与彝良紧邻的贵州西部一带有分布)。 《中国植物
志》没有记载林荫千里光和黔合耳菊在云南有分
布[32,34]， 《云南植物志》 亦漏收这两种植物[33,35]，所
以上述彝良和文山标本代表云南千里光族二新记
录种。
(4) 《中 国 植 物 志 》 记 载 羽 裂 合 耳 菊[Synotis
vaniotii (H. Lév.) C. Jeffrey & Y. L. Chen]仅分布于
云南东北部巧家[32]，而 《云南植物志》 记载该种也
产于云南西北部贡山[33]。 《云南植物志》 第 13 卷
中羽裂合耳菊的附图(图 4：A)显系另外一种合耳菊
属植物——颇似红缨合耳菊[Synotis erythropappa
(Bur. & Franch.) C. Jeffrey & Y. L. Chen]四川泸定
一带的居群，但实难想象 《云南植物志》会根据四
川标本绘图——甚至可能是一种千里光属植物 [与
云南西北部常见的纤花千里光(Senecio graciliflorus
DC.)有几分相似]，与真正的羽裂合耳菊(图 4：B)在
形态上特别是叶形上相差甚远。羽裂合耳菊应是
一狭域特有种，我们仅见其模式产地(云南东北部
巧家)标本，也仅在其模式产地采到这一植物。
(5) 《云 南 植 物 志 》 中 记 载 的 心 叶 合 耳 菊
(Synotis cordifolia Y. L. Chen) 贡山、泸水居群明显
属于翅柄合耳菊，详见唐明和杨亲二[36]。真正的心
叶合耳菊实际上也是红缨合耳菊的异名。不过 《云
南植物志》承认心叶合耳菊这一错误稍可理解，这
一错误也出现于 《中国植物志》和 《Flora of China》
第2期 111
图 1 A: 三脉蒲儿根标本，Cavalerie 4238 (K), 中国，贵州，兴义；B: 昆明合耳菊标本，刘慎谔14688 (KUN), 中国，云南，富民(标本记录签
误记为漾濞；《云南植物志》误为三脉蒲儿根); C:《云南植物志》三脉蒲儿根附图(体态和叶形似林荫合耳菊，但该种的头状花序盘状，不
具附图中显示的舌状花)；D: 林荫合耳菊标本，刘慎谔 17595 (PE), 大理，云南，中国。
Fig. 1 A: Specimen of Sinosenecio trinervius (C. C. Chang) B. Nord., Cavalerie 4238 (K), Xingyi, Guizhou, China; B: Specimen of Synotis cavaleriei (H.
Lév.) C. Jeffrey & Y. L. Chen, T. N. Liou 14688 (KUN), Fuming, Yunnan, China (Note that the collection locality is Fuming, not Yangbi as given on
the label, and that this specimen was misidentified as Sinosenecio trinervius in Flora Yunnanica); C: The accompanying line illustration of Sinosenecio
trinervius in Flora Yunnanica [The habit and the leaf shape shown in the illustration are similar to those in Synotis sciatrephes (W. W. Smith) C. Jeffrey
& Y. L. Chen, but the capitula of that species should be discoid, lacking the ray-floret as shown in the illustration]; D: Specimen of Synotis sciatrephes,
T. N. Liou 17595 (PE), Dali, Yunnan, China.
杨亲二：掌叶橐吾地理分布的订正及对我国植物志书中一些明显问题的述评
112 第22卷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
图 2 雨农蒲儿根标本(无号，KUN)(这份标本显然不是采自云南西北部丽江而应采自四川西部，上面的“丽江”二字纯属人为误置，根据该
标本《云南植物志》误记雨农蒲儿根产丽江)。
Fig. 2 Specimen of Sinosenecio chienii (Hand.-Mazz.) B. Nord. (Anonymous s. n., KUN) (Note that this specimen was certainly not collected from
Lijiang, northwestern Yunnan as given on the label, but from western Sichuan. The record of the occurrence of S. chienii in Lijiang in Flora Yunnanica
was based on this specimen).
图 3 黔合耳菊(A)和林荫千里光(B)标本。A：蔡希陶58-8050 (KUN)，中国，云南，文山(《云南植物志》误为矛叶合耳菊)；B: 武素功等76
(KUN)(《云南植物志》亦误为矛叶合耳菊)。
Fig. 3 Specimens of Synotis guizhouensis C. Jeffrey & Y. L. Chen (A) and Senecio nemorensis L. (B). A: H. T. Tsai 58-8050 (KUN), Wenshan, Yunnan,
China (Note that this specimen was misidentified as Synotis hieraciifolia in Flora Yunnanica); B: S. K. Wu et al. 76 (KUN), Yiliang, Yunnan, China (Note
that this specimen was also misidentified as Synotis hieraciifolia in Flora Yunnanica).
第2期 113
图 4 A： 《云南植物志》 羽裂合耳菊附图，颇似红缨合耳菊或纤花千里光； B：羽裂合耳菊主模式，E. E. Maire s. n. (E)，中国，云南，巧家。
Fig. 4 Synotis vaniotii. A: The accompanying line illustration of Synotis vaniotii (H. Lév.) C. Jeffrey & Y. L. Chen in Flora Yunnanica, looking like S.
erythropappa (Bur. & Franch.) C. Jeffrey & Y. L. Chen or Senecio graciliflorus DC.; B: Holotype of S. vaniotii, E. E. Maire s. n. (E), Qiaojia, Yunnan,
China.
中。坦率地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比较大量标本
而发现红缨合耳菊居群在叶形上具有连续性的变
异，也没有见到早已并入红缨合耳菊的 Vernonia
mairei H. Lév. 的模式标本并了解心叶合耳菊和 V.
mairei 的模式都采自云南东川，则可能也会暂时承
认心叶合耳菊，至少不会立即发现心叶合耳菊就是
红缨合耳菊，因为红缨合耳菊叶形变异极大，需要
比较大量标本才能了解其变异式样。当然这也反
映出有关作者在编写过程中可能既没有仔细查阅
原始文献，也没有检查有关模式标本和大量其他标
本，以致对红缨合耳菊的形态性状变异式样和模式
标本信息缺少深入了解。红缨合耳菊标本在我国
大标本馆中相当丰富，清楚地反映出其性状连续性
的变异式样。
(6) 《中 国 植 物 志 》 记 载 尾 尖 合 耳 菊[Synotis
acuminata (Wall. ex DC.) C. Jeffrey & Y. L. Chen]在
我国目前仅知分布于西藏东南部[32]，而 《云南植物
志》记载该种也产于云南贡山、泸水[33]。我们发现
KUN 所藏属于或被鉴定为该种的云南泸水标本(碧
江考察队 1593、武素功 8445)(图 5)叶较宽，边缘具
较深细齿，头状花序具明显的舌状花，总苞 5，实为
美头合耳菊(S. calocephala C. Jeffrey & Y. L. Chen)。
我们未见采自云南的尾尖合耳菊标本。
关于 《云南植物志》千里光族其他一些属的明
显错误我们已经或正在着手著文改正[36–40]。实际
上其中毛茛科一些属的分类处理错误也颇明显，
我们也已经或将陆续加以改正[41–44]，在此均不赘
述。以该志编研主持单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杨亲二：掌叶橐吾地理分布的订正及对我国植物志书中一些明显问题的述评
114 第22卷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
究所研究力量之强，图书、标本之富，经费支持力度
之大，编写时间之长，一些类群的分类处理却也存
在较多明显的错误，则其他大多不具备这些条件甚
至条件很差的省份所出版的植物志(如 《河南植物
志》、 《贵州植物志》)中存在如马金双博士所指出的
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似应加以“理解之同情”；虽
然编写者确实也负有责任，但似不宜苛责。当然，
发现问题后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争取以后有机会
对这些志书进行修订时注意和解决这些问题，乃题
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在这里指出这些问题的主要
目的，固不待言者也。
诚然，植物分类学是一门无限综合的学科，研
究过程中牵涉到植物学不同学科和其他方面的许
多知识，文献经常涉及多种语言，而且往往必须追
溯至很多年前，有时一个地名或一份标本的考证就
颇费周折，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错误，加之许多植物
本身的变异式样确实十分复杂，植物分类学最基本
的单位——物种——又很难有统一的划分标准，
所以植物分类学家在工作中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
错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我们上面的一些
分析也可以看出，进行植物分类学研究，心思必须
极为缜密，对文献、标本等方面的考订务须精细，
容不得半点马虎。其他生物类群的分类学研究其
实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可能更为困难(如昆虫分
类)。记得我国著名淡水鱼类分类学家陈宜瑜先生
在一次闲谈中说到，分类学家在工作中都会出错，
如果不出错就不是分类学家了[有些学者专门空谈
理论而不进行具体的实际分类学工作，在分类处
理方面自然也就不会出错了，所以陈宜瑜先生这
里说的分类学家当指从事具体类群分类处理的所
图 5 美头合耳菊(A, B)标本。A： 碧江考察队 1593 (KUN)，中国，云南，泸水(《云南植物志》误为尾尖合耳菊)； B: 武素功等 8445 (KUN)，中国，
云南，泸水( 《云南植物志》 亦误为尾尖合耳菊)。
Fig. 5 Specimens of Synotis calocephala C. Jeffrey & Y. L. Chen (A, B). A: Bijiang Exped. 1593 (KUN), Lushui, Yunnan, China [Note that this
specimen was misidentified as S. acuminata (Wall. ex DC.) C. Jeffrey & Y. L. Chen in Flora Yunnanica]; B: S. K. Wu 8445 (KUN), Lushui, Yunnan,
China (Note that this specimen was also misidentified as S. acuminata in Flora Yunnanica).
第2期 115
谓“实践分类学家(Practicing taxonomist)”；植物志
的作者无疑属于这样的实践分类学家]。美国著名
学者 E. O. Wilson(治学极广，尤专长蚂蚁分类)在
其近著 《Letters to a Young Scientist》 [45]中也提到在
研究工作中出错是难免的，但应尽量避免出现大
的错误；一旦自己的报道或结论出错，承认和公开
改正即可得到谅解(You will make mistakes. Try not
to make big ones. Whatever the case, admit them and
move on. A simple error in reporting or conclusion
will be forgiven if publicly corrected)。我们在工作
中对此确实深有感悟，在发现以前工作中的一些错
误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当初竟然会犯那样的错误
(当然最根本原因还是治学有失严谨，求证不够小
心)。不过我们也不能因为分类学研究容易出错就
以为分类学家可以在工作中草率从事，不将错误当
一回事，那显然有违陈宜瑜先生和 Wilson 先生的
本意，而应当尽可能谨慎小心，以最大程度减少错
误；套用 E. O. Wilson 的话，就是应当要求自己不
要犯太多错误(Try not to make too many mistakes)。
我们体会到，如果掌握了正确的工作方法并真正
热爱植物分类学工作，全身心投入研究，有些错误
实际上完全可以避免。我们认为值得提倡的植物
分类学研究方法是将文献考证、标本室工作、野外
居群观察、实验室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即力争利用
多学科手段(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务必以居
群概念(其本质是物种由居群组成；居群中每个个
体都有其自身特征，即皆有所不同) 为指导，摒弃
与居群概念完全相反的模式概念，根据尽可能多
的标本和深入的野外观察对性状进行深入全面的
研究，充分了解植物的变异式样，特别注意性状之
间的相关性(Correlation of characters)和变异的间
断性(Discontinuity of variation)，然后才进行分类处
理，最后根据模式方法进行命名，即分类先于命名
(Classification precedes nomenclature)，不要先有名
称而去找标本来硬套名称的“模式标本”或原始文
献记载，即所谓“按图索骥”或“对号入座”。我们发
现，只有根据正确的工作方法得出的分类才可能
具有令人惊叹的高度预见性(Predictivity)(是否具
有高度的预见性是判断一个分类或分类系统好坏
的最重要标准)，不同性状呈现出妙不可言的和谐
(Harmony of characters), 同时也包含最丰富、准确
的信息量而能为其他学科所利用和提供启示。关
于植物分类学原理和方法的讨论可参见 Davis 和
Heywood[46]、汤彦承[47]、洪德元[48]、 汤彦承和向秋
云[49]、徐 炳 声[50]、 Stuessy[51]、 Judd 等[52]；居 群 思 想
(Population thinking)的提出和发展可参见 Mayr[53]。
只要使用了正确的工作方法，大部分植物类群其
实都可以分得相当清楚(少数类群分类极为困难
是因为这些类群具有无融合生殖方式或杂交等原
因)，所谓“越分越累”的说法是出于一些人对植物
分类学的无知，不值一辩；个别植物分类工作者随
声附和，只能说明他对植物分类学尚未入门。已故
荷兰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原 《Flora Malesiana》(马
来西亚植物志)主编 van Steenis 说得好：“基于我
长期的经验，我可以肯定，大多数分类上的“困难
类群”并非大自然有意为之，那些困难其实是研究
这些类群的人自己制造出来的(I have come to the
definite conclusion, based on long experience, that
the majority “difficult groups” are not so intended
or created by nature, but that the difficulties have
been created by the monographer)(转 引 自 Davis 和
Heywood[46])。”我们在工作中体会到，如果能先通过
深入的标本室和野外工作对某一地区一个类群具
有多少分类实体了然于胸，而先不管其名称如何，
则在后来的标本鉴定和分类处理中可以避免出现
错误，不会像少数学者那样将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山
头的同一物种多次描述为新种发表而自己浑然不
觉。这种“笨”办法实际上体现了“分类先于命名”
的思想，所以在实际工作中颇为有效。植物分类学
必须利用多学科手段，久已获得共识，所谓分类学
的“无限综合性”就是指分类学需要综合利用不同
学科提供的任何有用信息。英国植物分类学家 C.
Jeffrey[54]在其 《An Introduction to Plant Taxonomy》
一 书 中 认 为 我 们 实 际 进 行 分 类 的 是 植 物 的 知
识——植物的结构和功能(What we really classify
is our knowledge —— their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这清楚地意味着在植物分类学研究中首先必须充
分了解关于植物的各种知识，也就是说对植物的性
状必须尽可能全面了解[我国植物在性状方面空白
甚多，许多具有潜在重要分类学价值的性状(如染
色体数目[55])对很多类群而言尚缺少基本数据，无
法进行性状变异式样的分析，极大阻碍了我国植物
分类学的进步，亟需弥补]，然后才有可能作出正确
的分类处理。无疑，采用上述工作方法开展研究不
免费时费力，大部分植物志工作由于受到经费和时
间限制而可能难以达到这一理想状况。如果降低
杨亲二：掌叶橐吾地理分布的订正及对我国植物志书中一些明显问题的述评
116 第22卷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
要求，我们认为编写者在编写一个具体类群时，至
少也应当仔细检查和鉴定所有有关的标本，分类处
理应以尽可能多的标本为依据，并将主要精力放在
对植物性状变异式样的研究上，避免抄袭原始文献
或二手文献而不进行详细考证，以致因“按图索骥”
或“对号入座”而出现错误的分类处理。这也许是
对植物志编研工作的最低要求了。
正如马金双博士所指出的：“植物分类学是一
门基础学科，而她最基本的成果之一就是植物志，
或曰为其他学科提供基本信息。”我们深深感到，
像 《中国植物志》和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这样的大
型分类志书的作用和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远非一
般植物分类学研究论文所能比拟。即使植物分类
学家在研究论文中对某一类群进行了多么深入而
正确的修订，但如果其结果没有反映在大型而易
于 得 到(Easily accessible)的 植 物 志 书(如 《中 国 植
物志》和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中，那么这些修订
结果一般也就只会为专门研究该类群的专家所注
意，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和社会公众很少会关注
到这些论文中的结果，他们仍然只会去查阅 《中国
植物志》和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这样的志书和利
用其中的信息。这也是为什么分类学家明明早已
在论文中改正的错误仍然会不断出现于其他出版
物中。显然，植物分类学家编写出高水平、能提供
准确信息的植物志书，应当说是其最为重要的本职
工作之一，编写者个人及单位都应当高度重视这种
工作的重要性。事实上，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植物学
研究机构，无不各据一方甚至几方，开展植物志的
编研工作。这些研究机构也因这些植物志的出版
而得以享誉全球。现在我国一些植物学研究机构
不将植物志编研成果而仅将 SCI 论文或目前不断
出版的科学含量不高的各地植物名录或美其名曰
生物多样性编目作为专著计入个人绩效，实有本末
倒置之嫌，是对植物分类学学科任务缺乏基本了解
而制定的极不正确和不负责任的管理方式，对一些
辗转抄袭拼凑而成的所谓分类学“专著”的奖励更
是对投机取巧行为的变相鼓励。这样的“专著”与
真正的分类学专著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对学科进步
没有多少实质性贡献。van Steenis 针对这种质量
低劣的分类学假专著(Pseudo-monographs)严加斥
责，指出：“分类学不需要没有创造精神而只是编辑
出来的东西；出版这样的东西没有意义(Taxonomy
is not in need of mere compilations without creative
spirit; there is no sense in publishing such works)(转
引自 Davis 和 Heywood[46])。”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分
类 学 专 著，可 参 见 Davis 和 Heywood[46]、Stuessy
等[56]。我们认为，作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掌握正
确的工作方法，切实解决我国植物区系中的分类学
问题，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我国植物分
类学家最基本的成果之一——国家级和地方植物
志——水平很低，不能为其他学科提供准确的基本
信息，实属最大的失职。
近年来一些学者常声称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
已经进入“后植物志时代”，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什
么是“后植物志时代”？颇令人费解，不知这里指
的是什么植物志，直至最近才清楚特指 《Flora of
China》 [57]。我们认为“后植物志时代”这种提法很
容易起到极为不好的误导作用，让人以为我国以
后不需要再进行植物志编研工作这种性质的研究
了。这对我国植物分类学今后的发展显然十分不
利，也与我国目前植物分类学研究水平的实际情况
不符。 《Flora of China》的出版并不表明我国植物
的分类就清楚了，实际上其中很多类群还存在不
少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大量脚踏实地的工
作，这几乎是我国植物分类学家的共识。欧洲各国
的植物志编写工作已经持续了二、三百年，大多历
经多次修订[得到国际公认的高水平植物志 《Flora
Europaea》(欧洲植物志)1993 年已开始出第二版]，
但也从未闻这些国家的植物分类学家声称他们的
植物分类学研究已经进入“后植物志时代”。如果
按字面来理解，既然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已经进
入“后植物志时代”，那又为何在“Next-generation
Flora”或“iFlora”中还保留 “Flora (植物志)”一词？
岂非自相矛盾？如果这样“后”下去， 那就会“后”
得没完没了，因为植物志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
(Perfect)的理想之境，需要通过不断修订加以改进。
不言而喻，植物志水平的高低，主要体现于其本身
包含的信息是否准确、全面，而主要不在于用何种
媒介加以呈现[如纸质版(Paper Floras)或基于网络
的电子版(Electronic Floras，简称 eFloras)]。当然，
电子版植物志具有可快速公布、易于修改和更新以
及信息查询快捷方便等优点，应当是未来植物志的
重要形式[58–59]，值得尝试。总之，所谓我国植物分
类学研究已经进入“后植物志时代”的提法应当说
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反映出一些人对植物分类学这
一学科的发展特点和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现状的
第2期 117
漠视和无知，殊乖实事求是之意；今后宜尽量避免
这种对学科发展不负责任的提法，以消除这种提法
给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带来的不良影响。一般认
为一个地区的植物志或分类学研究大致可分为四
个互相连续的阶段，即先锋或探索阶段(The pioneer
or exploratory phase)、巩 固 阶 段(The consolidation
phase)、物 种 生 物 学 阶 段(The biosystematic phase)
和 百 科 全 书 阶 段(The encyclopaedic phase)[44,60]。
Turrill[61]则 将 前 两 个 阶 段 总 称 为 alpha-分 类 学
(Alpha-taxonomy)，特 指 仅 基 于 外 部 形 态 性 状 作
出的分类，而将百科全书阶段称为 omega-分类学
(Omega-taxonomy)，指基于所有可能的性状和有关
资料而作出的自然分类(这一最终目标实际上永远
难以完全达到)。至少就种子植物而言，我国的分
类学研究应基本完成了先锋阶段，完成巩固阶段还
有大量工作要做，物种生物学阶段的工作则基本
缺失(我国植物在性状方面空白甚多与此有直接关
系)，故要达到百科全书阶段任重而道远。(我们这
一估计因为没有确切数据支持，可能不是十分准
确。我们建议有兴趣和有条件的学者对我国植物
分类学目前所处阶段作一准确评估。这一工作应
当是有意义的。我国少数学者现在还在不断大量
发表新种，可能与其对我国植物分类学所处阶段的
估计过于保守也有一定关系，他们认为我国植物分
类学研究的先锋阶段还远未完成，许多新种还有待
描述，以致常将一些采自已经研究十分深入的地区
如四川峨眉山和云南丽江玉龙山的标本也描述为
新种甚至新属)
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主要植物志编研工作
是“泛喜马拉雅植物志”项目(http://www.flph.org/
index)。尽管植物分类学从手段(形态到分子)和基
本条件(文献、标本逐渐数字化，查阅日趋方便)等
方面而言已进入激动人心的黄金时代[62]，各种学派
在数据分析方法上也渐趋一致[63]，很多久悬未决的
分类学问题现在可迎刃而解，至少可以获得比以前
更好的理解，但能否按时高质量完成这一工作不能
不让人担心。泛喜马拉雅地区是世界生物多样性
热点地区之一，但其绝大多数植物类群并没有进行
过专著性水平的分类学研究，留给植物志编研工作
很多困难(高水平的分类学专著是保证志书编研质
量的重要基础)。毋庸讳言，我国经典植物分类学
目前已处于濒危境地，人才十分匮乏[64](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 2013 为此设立了“经典植物分类
学人才培养”重大资助项目，亦为明证。如何培养
经典植物分类学人才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拟另文探
讨)，真正理解并热爱这一学科从而可以胜任植物
志编研工作的人员极少。我国仅维管植物就记载
有 3 万余种，但目前竟然没有一本专门的、高质量
的植物分类学刊物，这应当说也是很不正常的，对
我国植物分类学后继人才培养十分不利。但愿“泛
喜马拉雅植物志”这一项目的参加者都能以严谨的
科学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以正确的工作方法进行编
研工作，争取在编研过程中不断加深对植物分类学
的理解，从而提高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水平，也使
该志出版后不招致太多批评。我们须知英国和日
本植物分类学家对喜马拉雅地区植物区系长期以
来相当关注，其研究颇为深入。我们即使“抄”他们
的研究结果，至少也要保证基本抄对才行。这一要
求看似不高，但以目前我国植物分类学的人才队伍
状况，要达到也并不容易。
致谢　　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提供的查阅标本的便
利条件使本文的写作成为可能。CVH 的建立为我国乃至全
世界植物分类学家研究我国植物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长
远来看，笔者以为这一项目的完成对我国植物分类学及其相
关领域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贡献完全堪与 《中国植
物志》和“青藏高原横断山区综合科学考察”等项目媲美，价
值不可估量。在此谨向主持建立 CVH 的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马克平研究员深表敬意。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标
本馆(E)、邱皇家植物园标本馆(K)、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标本馆(KUN)和植物研究所标本馆(PE)提供查阅标本
的便利或惠赠标本照片，任琛、刘莹博士和研究生唐明提供
标本照片，王龙帮助制作插图，一些同事和友人对初稿提出
宝贵修改意见，均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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