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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在芦笋育种中的应用



全 文 :中国农学通报 2016,32(4):144-149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生物技术在芦笋育种中的应用
周劲松 1,汤泳萍 1,熊春晖 2,罗绍春 1,陈光宇 1
(1江西省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南昌 330200;2赣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江西赣州 341000)
摘 要:旨在为今后芦笋遗传育种工作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本文综述了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生物技术
在芦笋育种研究中的应用主要进展,内容包括芦笋的组织培养、花药培养、小孢子培养、原生质体培养、
多倍体诱导、分子标记技术及遗传转化等方面的研究,重点总结了生物技术在芦笋育种中发挥的作用及
应用现状,并分析芦笋生物技术育种存在的问题。最后根据芦笋生物学特性与产业需求,探讨了未来芦
笋生物技术育种工作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芦笋;生物技术;育种;花药培养;分子标记技术
中图分类号:S642.2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casb15070093
Application of Biotechnology to Breeding of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Zhou Jinsong1, Tang Yongping1, Xiong Chunhui2, Luo Shaochun1, Chen Guangyu1
(1Institute of Vegetables and Flowers, Jiang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Nanchang 330200;
2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Ganzhou Jiangxi 341000)
Abstract: The aim w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genetic breeding work of Asparagus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advances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biotechnology to
Asparagus breeding, including tissue culture, anther culture, microspore culture, protoplast culture, polyploidy
induction, molecular marker technique and genetic transformation. The review highlighted the role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applying biotechnology to Asparagus breeding, and analyzed existing problems in such
applications. In the end, according to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sparagus and the demand of Asparagus
industry, the research trend on biotechnology breeding of Asparagus was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biotechnology; breeding; anther culture; molecular marker technique
0 引言
芦笋是一种全球重要的经济作物,质嫩味美,营养
丰富,被誉为“蔬菜之王”[1]。近年来芦笋种植及加工
业在中国发展迅猛,2012年全国芦笋种植面积已达
180万亩,是世界第一大芦笋生产和出口国[1]。但是,
芦笋在中国属于舶来品,商业化生产历史短,育种工作
起步晚,品种资源匮乏,种子问题上受制于人仍是中国
芦笋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亟需加快育种进程,实现良
种国产化。
芦笋是典型的雌、雄异株作物,繁殖过程中长期异
交形成基因型高度杂合,即使品种内单株间也存在较
大的差异,难以进行严格意义上的自交,姊妹交基因纯
合速度慢。它又是多年生作物,可连续生长10~20年,
一般 3年后才能测产,需要连续测产 3~4年[2]。因此,
芦笋育种工作复杂,育种周期较长。近二三十年来组
织培养技术成功用于芦笋的无性繁殖,加速了优良单
株的扩繁和利用,花药培养、DNA分子标记技术以及
多倍体诱导等生物技术的应用丰富了育种途径,芦笋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芦笋矮秆基因da_1的精细定位与矮秆种质创制”(31260352);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及成果转
化基金项目“芦笋相关重要功能基因资源的发掘与利用”(2012CJJ001)。
第一作者简介:周劲松,男,1976年出生,湖北黄梅人,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蔬菜遗传育种。通信地址:330200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南莲路
602号,Tel:0791-87090503,E-mail:zjsheart@sina.com。
通讯作者:陈光宇,男,1954年出生,江西宜黄人,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作物遗传育种及生物工程。通信地址:330200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南
莲路602号,Tel:0791-87090308,E-mail:genebksh@hotmail.com。
收稿日期:2015-07-17,修回日期:2015-09-18。
周劲松等:生物技术在芦笋育种中的应用
育种因而取得较大的成就。本文综述国内外生物技术
在芦笋育种研究上的应用,并分析存在的问题,探讨芦
笋育种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今后芦笋育种研
究工作提供参考。
1 组织培养技术与芦笋育种
1.1 芦笋茎尖、腋芽离体培养及快繁
芦笋最初无性繁殖方式只能采用分蔸法,1株生
长3~4年的根蔸只能分割出5~6株,分株率低,繁殖周
期长,速度慢,严重制约着芦笋种苗繁殖和品种选育,
芦笋组培快繁技术成功应用改变了这一不利局面。诞
生于 1976年的芦笋第 2代品种‘UC157’,即世界上第
1个无性系杂交品种(Clonal Hybrids),得益于期间芦笋
组培技术的应用,彻底克服由于姊妹交引起的品种严
重退化,并解决了亲本繁殖问题,从此芦笋品种选育进
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早在1968年Wilmar与Hellendoorn[3]在《Nature》上
报道了诱导获得芦笋胚状体,并由此培养出完整的芦
笋植株,芦笋也成为第 1个组织培养成功的单子叶植
物。随后,各国研究者通过茎尖分生组织培养[4]、茎段
腋芽培养[5],以及愈伤组织器官发生[6]或体细胞胚胎发
生[7]等途径研究芦笋组培技术,均成功获得与亲本基
因型一致的克隆苗。但是,芦笋在组织培养中属于难
生根植物,20世纪 80年代以前,一直没有解决组培苗
生根难题,因此限制芦笋组培技术的广泛应用。1981
年周维燕等[8]通过改变激素种类和浓度配比,将芦笋
鸡爪根诱导率由 20%~30%提高到了 44.4%。Chin[9]、
Khunachak 等 [10]在生根培养基中加入 GA 抑制剂
嘧啶醇 (Ancymindol)使生根率提高到 90% ~100%。
Desjardins等[11]采用繁殖根丛策略,即首先诱导培养茎
段腋芽形成根丛(crown),然后快繁根丛,再诱导生根,
极大提高了繁殖系数和生根率。陈光宇等[12]采用繁殖
根丛策略和两段法生根培养,使繁殖系数达到 5.3以
上,生根率达到 100%。最近,Carmona-Martín等 [13]开
发出一种新颖、快捷、高效的天门冬属植物组培快繁方
法,以植株根茎芽作为外植体,芽诱导和生根均在根茎
芽培养基上,整个系统采用一步法,大约8周即可出瓶
移栽,平均成活率达 80%。Regalado等[14]进一步优化
了该组培快繁方法,以修改的MS培养基作为根茎芽
培养基,用85.7 mg/L EDDHA-Fe替代MS培养基中的
EDTA-Fe和维生素,并添加 0.3 mg/L NAA、0.1 mg/L
KIN、2 mg/L嘧啶醇和 6%蔗糖。结果表明:外植体诱
导成苗率达 70%,一步法生根率为 30%~45%;增加一
个培养周期生根率提高至60%~85%,增加2个培养周
期生根率达到100%;试管苗移栽成活率高于90%。此
方法同样适合于芦笋栽培品种组培快繁,生根快,周期
短,但可能存在繁殖系数不高、外植体不易消毒等
缺点。
1.2 芦笋花药培养与小孢子培养
芦笋供体雄株Mm产生 2种基因型小孢子M和
m,运用花药培养或小孢子培养技术进行培养,诱导雄
核发育,可培育形成单倍体花粉植株M和m,它们经
人工诱导加倍处理或自发加倍形成产生双单倍体植株
MM(超雄株)或mm(纯合雌株),进而培育全雄品种
(mm × MM → Mm,子代全部为雄株)和强杂种优势
组合,加速基因纯合,缩短育种进程,因此,花培技术在
多年生雌、雄异株作物芦笋育种中的作用尤为突出。
1.2.1 花药培养 Pelletier[15]首次采用芦笋花药培养成
功获得单倍体细胞团(n=10)。随后Dore[16]在 Pelletier
工作基础上,成功获得单倍体植株,并通过人工加倍法
得到超雄株和纯合的二倍体雌株,然后组织培养繁殖
DH单株,雌雄DH系配组杂交,获得早熟高产的全雄
组合。1985年 Falavigna等 [17]通过花药培养成功地推
出‘Eros’、‘Ringo’、‘Golia’和‘Argo’4个优良全雄品
种。目前芦笋花药培养技术已成为国际上芦笋全雄品
种培育主要途径之一。国内20世纪80年代起,如周维
燕等[18]、张磊等[19]、丁鑫等[20]、林宗铿等[21]、陈海媛等[22]
先后开展了芦笋花药培养技术研究,对花药培养的外
植体取材与预处理,培养基筛选,诱导培养方法,倍性
鉴定与移栽,以及控制体细胞干扰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已获得花药培养的单倍体和纯合二倍体等花培植株。
芦笋花药培养一般以小孢子发育处于单核晚或末
期的花药进行接种诱导效果较佳,通常以MS培养基
为基本培养基,配以不同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诱导
雄核发育,通过胚状体或愈伤途径,获得花培苗,其关
键是雄核发育的诱导,促进小孢子启动分裂。目前国
内较多是通过诱导花药愈伤途径[19-22]获得花培植株。
彭新红等[23]则是通过诱导芦笋花药雄核发育胚状体途
径获得花培植株,建立了一种效率较高的花药培养诱
导胚状体方法,筛选出较优的花药胚状体诱导培养基
是MS培养基,另添加0.01 mg/L NAA、2.0 mg/L 6-BA、
1.0 mg/L 2,4-D、50 g/L蔗糖。最近 Ercan等 [24]结果表
明,小孢子处于单核末期的花药在添加了0.5 mg/L BA
和1 mg/L NAA的MS培养基上培养,胚状体诱导率最
高,达到8.33%,最后成苗率达到13.33%。
1.2.2 小孢子培养 小孢子培养能够较好避免体细胞干
扰。闫凤英等[25]对芦笋花粉粒进行离体培养,诱导产
生了愈伤组织,经再分化培养形成单倍体植株 (n=
10)。Zhang等 [26]研究报道,芦笋游离小孢子在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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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g/L 2,4-D和 0.5 mg/L BA的液体MS培养基中诱
导培养,获得高频率的小孢子胚和愈伤组织;将愈伤转
移至添加 1.0 mg/L 2,4-D和 0.2 mg/LBA的固体MS培
养基上培养,6周后获得单倍体再生植株。Peng等[27]
研究表明,培养基成分、花蕾低温预处理时间、花药共
培养时间等因素均影响芦笋小孢子分裂频率和愈伤组
织产率,最优处理是:基因型G459花蕾4℃低温预处理
7~9天,在含 6%蔗糖、1 mg/L NAA、0.1 mg/L 6-BA的
液体培养基上共培养花药与游离小孢子 14天;4天后
2%游离小孢子分裂形成小愈伤组织;每100个花药产
生约140块愈伤组织;在4种再生培养基上培养,分别
有19.6%~21%和3.9%~8.0%愈伤组织产生了幼苗和胚
芽;最后成苗的植株中,单倍体占49%、二倍体占34%、
三倍体占 4%、四倍体占 11%。汤泳萍等[28]研究表明,
单核晚期是芦笋游离小孢子培养适宜发育时期,小孢
子变温预处理效果显著,小孢子启动分裂(膨大率)比
对照高出 6倍,最高达 22.5%,小孢子培养的适宜培养
基为添加0.5 mg/L 6-BA、1.0 mg/L NAA、0.2 mg/L 2,4-
D、400 mg/L Glu和6%蔗糖的MS培养基。
1.3 原生质体培养
原生质体培养可为芦笋遗传育种创造细胞无性系
变异和突变体,为基因工程提供理想的受体,以及奠定
细胞融合工作基础。芦笋品种资源遗传背景狭窄,通
过原生质体融合有助于克服种间杂交障碍,打破传统
育种的限制,引进近缘野生种优异基因,创制优异新种
质新材料,培育优良新品种,因此,芦笋原生质体培养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早在1975年Bui等[29]
从芦笋拟叶的叶肉细胞分离得到原生质体,培养形成
愈伤组织,并由愈伤组织诱导获得了再生植株。由此,
芦笋成为第一个原生质体培养成功的单子叶植物。杨
丽军和许智宏[30]利用芦笋胚性愈伤组织作为分离原生
质体的起始材料,建立了合适的原生质体培养系统。
Chen等[31]研究表明,KM8P是芦笋原生质体培养比较
适宜的培养基,培养 2天的原生质体植板率可高达
20%,约25%启动分裂的原生质体发育形成体细胞胚,
共约 0.8%最初分离出的原生质体培养再生出完整植
株。尹富强等[32]获得高质量的田间栽植芦笋嫩茎原生
质体。Kunitake[33]电击法成功诱导A. macowanii与芦
笋栽培种原生质体融合,但获得的体细胞杂种不育。
2 分子标记技术与芦笋育种
芦笋重要农艺性状多为复杂的数量性状,受微效
多基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因此,在遗传改良中对基因
型选择的依赖性更为突出。借助现代分子标记技术开
展芦笋分子育种,可以显著提高选择效率,缩短育种周
期。目前芦笋分子标记技术主要包括以下2个方面。
2.1 遗传图谱的构建
高密度的分子遗传图谱是目标性状基因(QTL)定
位、克隆与分子标记育种等研究的基础。由于芦笋作
图群体构建困难等原因,已公开发表的芦笋基因组遗
传图谱只有4张。Lewis[34]以2个杂合亲本杂交F1的部
分双列杂交群体作为作图群体,运用RFLP标记技术
构建了芦笋首张基因组遗传图谱;Jiang等[35]使用同样
的作图群体,运用RFLP、RAPD和同工酶标记加密了
芦笋第 1张基因组遗传图谱;Spada等[36]以 2个雌雄双
单倍体杂交F1群体作为作图群体,运用RFLP、RAPD、
AFLP和同工酶标记构建了芦笋第 3张基因组遗传图
谱,总共274个标记定位到10个连锁群上,总遗传距离
为 721.4 cM,平均遗传距离和最大遗传距离分别是
7.9 cM和 29 cM。Mercati等[37]采用 454平台高通量测
序抗、感锈病转录本,检测出符合分析条件的 1800个
SNP和 1000个SSR位点,从中开发出基于EST的 144
个SNP和 60个SSR分子标记,利用 239个单株BC1群
体将81个标记(65个SNP、15个SSR、1个STS)初步定
位在 13个连锁群上,总遗传距离为 773.5 cM,平均遗
传距离是 10.2 cM。其中上图标记可以用来进行种质
资源鉴定与遗传多样性分析。最近Mercati等[38]利用
上述144个SNP对国际上广泛使用的花药培养来源的
DH系和品种进行检测分析,结果证实了现代芦笋种
质遗传背景相当狭窄,许多DH系均带有早期品种
‘Mary Washington’的血缘。
2.2 与重要性状连锁的分子标记开发与应用
当前芦笋重要功能基因(QTL)挖掘与标记开发,
主要集中于芦笋性别,其他目标性状研究几乎未见报
道,由此,芦笋分子标记前景选择仅局限于雌、雄性
别。寻找和定位与芦笋性别决定基因连锁的DNA分
子标记,国内外先后许多研究报道[39-46],目前构建了围
绕芦笋性别决定基因M比较精细的遗传图谱,将M定
位在L5染色体着丝点附近的 0.63 cM区域内[41],其中
开发的部分分子标记已用于雌雄株筛选。国内韩莹琰
等 [42]运用BSA法筛选芦笋雌雄基因池,获得E-ACG/
M-CTT-156多态性片段与M基因连锁,遗传距离为
8.33 cM。周劲松等[43]利用前人开发的DNA分子标记
Asp1-T7和Asp1-T7sp早期快速鉴别芦笋雌株和雄株,
并结合测交筛选出超雄株。李书粉等[44]通过AFLP扩
增筛选获得与芦笋雄性连锁的AFLP和 SCAR标记。
最近 Kanno等 [45]将芦笋一个雄性特异 RAPD标记
T35R54-1600成功转化为一个 STS标记MSSTS710,
能够鉴定 8 个芦笋品种雌、雄性别 ,即‘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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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500W’、‘UC157’、‘Harumachi Green’、
‘Super Welcome’、‘F4’、‘Pacific 2000’、‘F2’和
‘Backlim’。Patricia等 [46]利用雄性连锁标记Asp1-T7
和EST-SSR背景选择标记成功从西班牙本土‘Morado
de Huétor’两性株后代群体中筛选到四倍体超雄株。
3 芦笋的遗传转化研究
早在 l987年Bytebier等[47]将含有氨基糖苷磷酸转
移酶(NOS-APH)基因的重组质粒pGV3850:1103neo转
化芦笋愈伤组织,经卡那霉素筛选获得再生植株,分子
杂交证明外源基因整合至芦笋核基因组上,由此,芦笋
成为第一个转基因成功的单子叶植物。目前芦笋农杆
菌介导法[47-49]、基因枪法[50-51]、电击法[52-54]等转基因技术
已比较成熟。其中,Li等 [51]利用基因枪将 NPTII和
uidA基因同时转入芦笋悬浮细胞中,获得10个转基因
植 株 ,在 茎 和 拟 叶 中 均 检 测 到 uidA 表 达 。
Mukhopadhyay等[52]利用电击法将NPT II和GUS基因
导入芦笋胚性愈伤产生的原生质体中,并获得转基因
再生植株。由于芦笋是异交授粉植物,转基因植株后
代遗传规律相对复杂。Limanton-Grevet与 Julien[55]将
含3~4个T-DNA拷贝的6个转基因植株与非转基因植
株杂交,获得 6株T1植株,分析它们GUS活性和卡那
霉素抗性,结果发现:3个T1符合孟德尔一对基因 1:1
分离比例,且T-DNA插入在T0代相同的位点,其他 3
株则呈现非孟德尔分离;T2代也表现非孟德尔分离;无
GUS活性和卡那霉素抗性的植株,并不含有任何 T-
DNA,不适合用来分析非孟德尔分离。但由于芦笋是
蔬菜,涉及到食品安全等问题,国内外尚无转基因芦笋
品种问世。从长远发展角度看,国内有必要开展芦笋
转基因技术研究储备工作。
4 多倍体育种
芦笋染色体基数 x=10,栽培品种多为二倍体(2n=
2x=20),但生产也有些多倍体品种,如紫色四倍体品种
‘Purple Passion’、‘Pacific Purple’、‘Sweet Purple’,绿
色四倍体品种‘Seto Green’,三倍体绿芦笋品种
‘Hiroshima Green’,它们一般比二倍体品种植株高大,
嫩茎粗壮,笋商品性好。由于芦笋属于茎菜,以植物体
嫩茎为主要收获对象,多倍体细胞遗传学缺陷影响小,
且染色体基数较少,多倍体育种潜力较大。
秋水仙素是在芦笋多倍体诱变中应用较多的化学
诱变剂。Braak等 [56]、Skiebe等 [57]以秋水仙素为诱变
剂,处理萌发的芦笋种子,均成功获得四倍体芦笋植
株。韩成云等[58]以秋水仙素为诱变剂,用浸泡法和涂
抹法处理芦笋试管苗,进行多倍体诱导。结果表明:以
0.10%秋水仙素为诱变剂,用涂抹法处理 72 h的效果
较佳,形态学分析显示其加倍率可达94%;对多倍体材
料进行染色体鉴定,涂抹法染色体加倍效果(细胞加倍
率 96.1%)也优于浸泡法(细胞加倍率 86.4%)。最近
Carmona-Martin等[59]使用秋水仙碱溶液处理西班牙本
土四倍体品种‘Morado de Huetor’根茎芽,成功获得八
倍体植株,其中 0.1%秋水仙碱溶液 80 r/min旋转震荡
处理 24 h效果最佳,八倍体诱导率达 7%,混倍体
3.5%,获得的八倍体植株在株高、笋粗、冠层面积等农
艺性状显著优于原始四倍体植株。
芦笋多倍体育种另一途径是通过种间杂交或者不
同倍性品种间有性杂交分离获得。Moreno等[60]研究
发现,西班牙本土品种‘Morado de Huetor’具有丰富的
染色体倍性变异,包括 2n=2x,3x,4x,5x,6x,8x等植
株,但以四倍体植株为主,这因为‘Morado de Huetor’
属于四倍体的芦笋栽培品种与A. maritimus种间杂种,
可以从分离出遗传稳定的多倍体植株。Moreno等[61]
利用芦笋四倍体品种与二倍体品种相互杂交,从杂种
后代中分离获得整三倍体植株。
5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现代生物技术在芦笋遗传育种中研究
应用起步比较早,在单子叶植物中3项第一,芦笋也堪
称为早期模式单子叶植物,芦笋育种生物技术已取得
较好的成就,并成为芦笋种质创新与品种改良的重要
手段,但是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1)进入21世纪,芦笋原生质体培养、遗传转化以
及小孢子培养等生物技术研究报道很少,甚至呈现停
滞状态,至今尚无转基因芦笋品种问世,芦笋原生质体
融合成功实例也极少。
(2)国外先后报到了芦笋病毒病AV-1[62]、AV-2[63]、
AV-3[64],亟需尽快开展芦笋脱毒快繁技术研究。
(3)国内花药培养研究报道不少,实践中也获得了
单倍体、双单倍体植株,但成功应用于全雄育种的实例
并不多。
(4)分子标记技术在芦笋上的应用仍落后于其他
园艺作物,现有的遗传图谱密度过低,分子标记少,除
了雌、雄性别,缺乏与其他目标性状连锁的分子标记。
鉴于此,并根据芦笋生物学特性和产业发展需求,
建议今后芦笋生物技术育种工作中重点关注以下方向
的研究:
(1)以拓宽遗传背景为重点进行种质创新,积极开
展芦笋种间杂交技术研究,将近缘野生种质优异性状
导入栽培品种,综合运用组培快繁、花药培养和DNA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生物技术,提高杂种后代目标基
因型选择效率,加快基因纯合速度,培育生产中亟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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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茎枯病、富含功能活性物质等新种质新品系。
(2)国内芦笋花药和小孢子培养研究,应致力于解
决体细胞干扰、诱导率低、鉴定困难以及移栽成活率低
等难题,切实建立起一套可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芦笋
花药和小孢子培养技术体系,并与芦笋全雄品种和杂
种优势利用实践紧密结合。
(3)鉴于芦笋多年生和雌雄异株等生长繁殖习性,
人工种子将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加强基于体细胞胚发
生途径的组培快繁技术研究,提高体细胞胚诱导率,控
制体细胞变异,在此基础上研发芦笋人工种子,可能是
芦笋组织培养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4)芦笋基因组测序已完成,精细的基因组图谱即
将公布,以此为研究平台,积极开发前景和背景选择标
记系统,走向基因组辅助育种和分子设计育种,并融合
传统育种,将是芦笋新品种培育必然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陈光宇.中国芦笋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J].世界农业,2013,10:181-
186.
[2] 王小佳.蔬菜育种学(各论)[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241.
[3] Wilmar C, Hellendoorn M. Growth and morphogenesis of
asparagus cell cultured in vitro [J]. Nature, 1968,217: 369-370.
[4] Murashige T, Shabde M N, Hasegawa P M, et al. Propagation of
asparagus through shoot apex cultur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Science, 1972, 97: 158-161.
[5] Yang H J, Clore W J. Rapid propagation of asparagus through
lateral bud culture[J]. Horticultural Science, 1973, 8: 141-143.
[6] 高建明,代真真,杨峰,等.抗茎枯病芦笋品种离体培养的研究[J].植
物科学学报,2013(2):158-163.
[7] Kunitake H, Mii M. Somatic embryogenesis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breeding and micropropagation in asparagus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J]. Plant Biotechnology, 1998, 15: 51-61.
[8] 周维燕,孟新法.石刁柏离体腋芽快速无性繁殖的研究(初报) [J].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1,7(4):89-94.
[9] Chin C K. Promotion of shoot and root formation in asparagus in
vitro by ancymidol[J]. Horticultural Science, 1982, 17: 590-591.
[10] Khunachak A, Chin C K, Gianfagna T. promotion of asparagus
shoot and root growth by growth retardants[J]. Plant Cell Tissue
and Organ Culture, 1987, 11: 97-110.
[11] Desjardins Y, Tiessen H, Harney P M. The effect of sucrose and
ancymidol on the in vitro rooting of nodal sections of asparagus[J].
Horticultural Science, 1987, 22: 131-133.
[12] 陈光宇,罗绍春,占丰溪,等.芦笋雄性优良单株筛选及其工厂化生
产技术研究[A].植物组织培养与脱毒快繁技术——全国植物组
培、脱毒快繁及工厂化生产技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1:179-
183.
[13] Carmona-Martín E, Regalado J J, Padilla I M G, et al. A new and
efficient micropropagation method and its breeding applications in
Asparagus genera[J]. Plant Cell Tissue and Organ Culture, 2014,
119(3): 479-488.
[14] Regalado J J, Carmona-Martín E, Castro P, et al. Micropropagation
of wild species of the genus Asparagus L. and their interspecific
hybrids with cultivated A. officinalis L., and verification of genetic
stability using EST- SSRs[J]. Plant Cell Tissue and Organ Culture,
2015, 121(2): 501-510.
[15] Pelletier G, Requin C, Simon G. La culturein vitro d’anthères d’
asperge(Asparagus officinalis). [J]. Comptes Rendus de l Academie
des Sciences Paris, 1972, 274 (6): 848-851.
[16] Doré C. Production de plantes homozygotes mâles et fémelles à
partir d’anthères d’asperge, cultivéesin vitro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J]. Comptes Rendus de l Academie des Sciences Paris, 1974,
278: 2135-2138.
[17] Falavigna A, Casali P E, Tacconi M G. Potential of in vitro anther
culture technique for asparagus breeding in Italy[J]. Acta
Horticulture,1990,271:39-46.
[18] 周维燕,费水章,陆朝福,等.石刁柏超雄株培养技术的研究[J].北京
农业大学学报,1991,17(1):65-76.
[19] 张磊,刘贵仁,严仁玲,等.石刁柏花药培养再生单倍体植株和染色
体数变异[J].天津农学院学报,1995,2(2):1-5.
[20] 丁鑫,范双喜,高遐虹,等.石刁柏花药培养愈伤组织诱导影响因素
的研究[J].北京农学院学报,2007,22(1):19-23.
[21] 林宗铿,温庆放,林义章.芦笋高效花药培养技术体系的建立[J].福
建农业学报,2010,25(2):212-216.
[22] 陈海媛,胡淑明,乜兰春,等.芦笋花药培养愈伤诱导条件优化与植
株再生[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2012,35(1):41-45.
[23] 彭新红,周劲松,汤泳萍,等.芦笋花药培养胚状体诱导条件优化的
初探[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6,28(1):39-43.
[24] Ercan N, Sensoy F A. Determination of the optimum microspore
development stage and optimum culture medium in asparagus
(Asparagus officinalis var. altilis L.) for anther culture[R].VI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 vitro culture and horticultural.
Breeding, 2012:153-157.
[25] 闫凤英,刘贵仁,严仁玲.石刁柏花粉离体培养及再生植株的研究
[J].西北植物学报,1993,13(4): 265-269.
[26] Zhang C J, Wang H L, Ma Y, et a1. Regeneration of haploid plants
from isolated microspores of asparagus(Asparagus officinalis L.)[J].
Plant Cell Reports, 1994, 13: 637-640.
[27] Peng M S, Wolyn D J. Improved callus formation and plant
regeneration for shed - microspore culture in asparagus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J]. Plant Cell Reports, 1999(18): 954-958.
[28] 汤泳萍,周劲松,罗绍春,等.芦笋游离小孢子培养研究初报[J].江西
农业学报,2011,23(3):14-16.
[29] Bui Dang Ha D, Norreel B, Masset A. Regeneration of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through callus cultures derived from protoplast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1975, 26: 263-270.
[30] 杨丽军,许智宏.从石刁柏原生质体培养再生植株[J].实验生物学
报,1987,20(3):381-383.
[31] Chen G Y, Conner A J, Christey M C, et al. Culture and
regeneration of protoplasts from shoots of asparagus cultur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lant Sciences, 1997, 158(5): 543-551.
[32] 尹富强,陈光宇,周劲松,等.田间栽植芦笋嫩茎的原生质体分离条
·· 148
周劲松等:生物技术在芦笋育种中的应用
件初探[J].植物生理学通讯,2007(3):547-548.
[33] Kunitake H. Production of interspecific somatic hybrid plants
between asparagus- officinalis and a- macowanii through
electrofusion[J]. Plant Science, 1996, 116(2): 213-222.
[34] Lewis M E, Sink K C. RFLP linkage map of asparagus[J]. Genome,
1996, 39: 622-627.
[35] Jiang C, Sink K C. RAPD and SCAR markers linked to the sex
expression locus M in asparagus[J]. Euphytica, 1997, 94: 329-333.
[36] Spada A, Caporali E, Marziani G, et al. A genetic map of Asparagus
officinalis based on integrated RFLP, RAPD and AFLP molecular
markers[J].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1998, 97: 1083-1089.
[37] Mercati F, Riccardi P, Leebens- Mack J, et al.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isolated from a novel EST dataset in garden
asparagus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J]. Plant Science, 2013, 2: 115-
123.
[38] Mercati F, Riccardi P, Harkess A, et al.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based parentage analysis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garden asparagus, a worldwide genetic stock classification[J].
Molecular Breeding, 2015, 35: 59.
[39] Reamon-Büttner S M, Jung C. AFLP-derived STS marker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sex in Asparagus officinalis L.[J].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2000, 100: 432-438.
[40] Jamsari A, Nitz I, Reamon- Büttner S M, et al. BAC- derived
diagnosetic markers for sex determianation in asparagus[J].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2004, 108: 1140-1146.
[41] Telgmann- Rauber A, Jamsari A, Kinney M S, et al. Genetic and
physical maps around the sex-determining M-locus of the dioecious
plant asparagus[J]. Molecular Genetics and Genomics, 2007, 278:
221-234.
[42] 韩莹琰,杨凯,范双喜,等.与石刁柏性别基因M紧密连锁的AFLP
新标记[J].园艺学报,34(3):779-782.
[43] 周劲松,汤泳萍,罗绍春,等.芦笋超雄株的DNA分子标记辅助筛选
[J].园艺学报,2012(11):2182-2188.
[44] 李书粉,王聪慧,徐嘉铭,等.石刁柏雄性连锁的AFLP及SCAR标记
的建立[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1):115-119.
[45] Kanno A, Kubota S, Ishino K. Conversion of a male-specific RAPD
marker into an STS marker in Asparagus officinalis L.[J]. Euphytica,
2014, 97(1): 39-46.
[46] Patricia C, Roberto M, Carlos L E, et al. Employment of molecular
markers to develop tetraploid supermale asparagus from
andromonoecious plants of the landrace Morado de Huetor[J].
Spanish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2014, 12(4): 1131-1136.
[47] Bytebier B, Deboeck F. T-DNA organization in tumor cultures and
transgenic plants of monocetyledon Asparagus officinali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87, 84: 5344-5349.
[48] Delbreil B, Guerche P, Jullien M. Agrobacterium-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of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long- term embryogenic
callus and regeneration of transgenic plants[J]. Plant Cell Reports
January, 1993, 12(3): 129-132.
[49] Kisaka H, Kameya T. Fertile transgenic asparagus agrobacterium-
mediated plants produced by transformation[J]. Plant
Biotechnology, 1998, 15(4)177-181.
[50] Cabrera- Ponce J L, Lopez L, Assad- Garcia N, et al. An efficient
particle bombardment system for the genetic transformation of
asparagus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J]. Plant Cell Reports, 1997,
16: 255-260.
[51] Li B C, Wolyn D J. Recovery of transgenic asparagus plants by
particle gun bombardment of somatic cells[J]. Plant Science, 1997,
126(1): 59-68.
[52] Mukhopadhyay S and Desjardins Y. Direct gene transfer to
protoplasts of two genotypes of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by
electroporation[J]. Plant Cell Reports, May 1994, 13(8): 421-424.
[53] Chen G Y, Conner A J, Fautrier A G, et al. Transient beta-
glucuronidase expression in asparagus protoplasts following
electroporation[J]. Acta Horticulturae, 1999(479): 339-345.
[54] Mukhopadhyay S, Overney S, Yelle S, et al. Regeneration of
transgenic plants from electroporated protoplasts of Asparagus
officinalis L[J]. Journal of Plant Biochemistry and Biotechnology,
February 2002, 11(1): 57-60.
[55] Limanton- Grevet A, Jullien M. Agrobacterium-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of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molecular and genetic
analysis of transgenic plants[J]. Molecular Breeding, 2001, 7: 141-
150.
[56] Braak J P, Zeilinga A E. Production of a colchicine- induced
tetraploid asparagus[J]. Euphytica, 1957, 6(3): 201-272.
[57] Skiebe K, Stein M, Gottwald J, et al. Breeding of polyploid
asparagus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J]. Plant Breeding, 1991, 106:
99-106.
[58] 韩成云,胡雄贵,胡松梅,等.石刁柏多倍体的诱导与鉴定[J].湖南农
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4(03):320-322.
[59] Carmona- Martin E, Regalado J J, Raghavan R, et al. In vitro
induction of autooctoploid asparagus genotypes[J]. Plant Cell
Tissue and Organ Culture, 2015, 121: 249-254.
[60] Moreno R, Espejo J A, Cabrera A, et al. Ploidic and molecular
analysis of‘Morado de Huetor’Asparagus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population: a Spanish Tetraploid Landrace[J]. Genetic
Resources and Crop Evolution, 2006, 53:729- 736. doi:10.1007/
s10722-004-4717-0.
[61] Moreno R, Espejo J A, Gil J. Development of triploid hybrids in
asparagus breeding employing a tetraploid landrace[J]. Euphytica,
2010, 173: 369-375.
[62] Blockus S, Lesker T, Maiss E. Complete genome sequences of two
biologically distinct isolates of Asparagus virus 1[J]. Archives
Virology, February 2015, 160(2): 569-572.
[63] Jaspers M V, Falloon P G, Pearson M N. Seed and pollen
transmission of asparagus virus 2[J]. European Journal of Plant
Pathology, 2014, 104(9):1001-1006.
[64] Hashimoto M, Ozeki J, Komatsu K, et al. Complete nucleotide
sequence of asparagus virus 3[J]. Archives Virology, Jan, 2008, 153
(1): 219-221.
·· 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