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 文 ：2010 年 12 月第 17 卷第 12 期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3·
·专题论坛·
印度锡兰毛柄花案对我国野生中药资源保护的启示
梅智胜 1,2,3,张文生 1,2,王永炎 3
(1.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中药资源与资源药物研究所,北京 100875；
2.中药资源保护与利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3.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 100700)
关键词：印度；锡兰毛柄花案；野生中药资源保护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0.12.002
中图分类号：R288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5-5304(2010)12-0003-03
野生中药资源是我国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生物
多样性丰富程度是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潜力的基础,也是国
家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同时,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是国家生态文
明和环境质量水平的重要标志。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的进程,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经济、贸易发展的复杂
形势,我国野生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所蕴含的重大意义将更加
突出。由于我国野生中药资源的管理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因此,
迄今尚未有更有效的管理模式。笔者拟通过对印度锡兰毛柄花
案例的分析,探讨我国野生中药资源保护面临的困境。
1 印度锡兰毛柄花案
居住在印度喀拉拉邦西南 Agastya Koodam 山地一个贫穷
的卡尼(Kani)部族习用一种具有滋补、提高免疫力、缓解压力
和抗疲劳功效的野生植物——锡兰毛柄花(arogyapaacha)。
1987 年 12 月,印度民族生物学研究项目的一个考察组在 3 个
Kani 部族人的带领下对当地植物学进行考察。途中,科学家通
过这 3个人认识了 arogyapaacha。此后,位于喀拉拉邦的印度
热带植物园研究所(Tropical Botanic Garden and Research
Institute,TBGRI)的科学家从arogyapaacha中提取了12种活
性复合物,并开发了一种具有提高免疫力、抗压力及抗缺氧作
用的名为“吉瓦尼(Jeevani)”的新药。1996 年,TBGRI 就这种
药物申请了 2 项相关专利,并将专利技术许可给了印度从事草
药商业化生产的私营医药公司——Arya Vaidya Pharmacy,
Ltd.(AVP),许可费为 100 万卢比,许可期限为 7 年；另据协
议,TBGRI还可以获得该药后续销售额2%的收益。TBGRI与Kani
部族之间订立了一个非正式协议,平等分享利益。1997 年 11
月,TBGRI 协助 Kani 部族注册了一个信托基金(the Kani
Samudaya Trust),以分享 Jeevani 商业化后所带来的利益。
1999 年 3 月 19 日,在该信托基金的第一次会议上,TBGRI 决定
给予将信息透露给科学家的 3 个 Kani 部族人 5 万卢比的特别
奖励。而 Kani 部族也因此增加了不少收入,生活得到一定的改
善。但随着社会对 Jeevani 需求的迅猛增加,许多商人开始以
每公斤100卢比疯狂收购arogyapaacha的叶子(生产 Jeevani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计划项目(SYS100270430,
JD100270539,SYS100270659)
主要使用其叶子)。而在收集叶子的过程中,一些 Kani 部族人
将整个植物连根拔掉,给当地 arogyapaacha 这一物种带来毁
灭性破坏。为了防止对这种植物的破坏性利用,印度喀拉拉邦
森林局对这种植物的收购进行严格限制,并大量没收这种植
物。由于缺乏原材料进行生产,AVP 公司向森林局提出了一个
种植 arogyapaacha 的计划,预计每月买 5 吨叶子,但森林局拒
绝了,理由是这关系到一个地方植物物种的存续。1999 年 11
月,森林局建议 TBGRI 仅在以下 3 种条件下才可以许可
arogyapaacha 的商业化：①四方面(包括 TBGRI、森林局、地
方社区机构及被许可方)同时参与讨论；②被许可方应当提交
一个有关萃取的可持续计划以保证商业化利用不对生态和
arogyapaacha 物种的长期存续造成任何威胁；③关于
arogyapaacha 的研究项目应当由 TBGRI 和森林局随时审查。
除非发展了外生境种植的技术,“Jeevani”的技术不应商业化
或者许可,以免 arogyapaacha 绝种。在这一问题上,印度政府
机构的态度有分歧,如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the
Council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CSIR)认
为应该将“Jeevani”的技术许可给回报最高的一方,但有些官
员则提出 TBGRI 应当将该技术卖给国有医药公司,而不是 AVP
这类私营医药公司。官方认识上的分歧在 Kani 部族人内部也
有反映：一部分人赞同 arogyapaacha 的商业化,并支持上述的
信托基金；而另一部分人则因为对 arogyapaacha 资源的毁灭
性采挖已经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及部落的正常生活带来严重干
扰而坚决反对。由于意见的不同曾导致部落内部出现不和甚至
引起剧烈冲突。该合同结束后,因为 arogyapaacha 受到严格保
护,其商业化被限制,而政府又没有为改善 Kani 部族落后的经
济提供保障,该部落也因此而重新陷入贫困。非但如此,另一方
面,由于 arogyapaacha 的商业价值极高,因此,该物种被盗挖
的情况并没有因为受到政府保护而得到改善[1]。
该案例是一起发生在印度本国研究机构与土著部落之间
分享传统药物知识以及当地野生生物资源的利用所产生利益
的案例。该案例通常被认为采用合同形式保护野生生物资源
及其相关传统知识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因为这种合同制度的
优点在于：①当地部落(居民)可以参与谈判,根据实际情况约
定使用条件,具有灵活性；②合同利益可以直接由当地部落
·4· Chines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on TCM Dec.2010 Vol.17 No.12

(居民)享有。
但上述“合同模式”的缺点在于：①在合同双方中,当地
部落(居民)谈判实力明显处于弱势,而且缺乏协商能力和执行
协议的能力。开发方往往利用自己的强大优势极力限制对方对
利益数量及分配的决定权。②由于野生资源归属的不确定性,
加之资源所在地大多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当地部落(居民)
收入来源有限,因此,出于不同的考虑,“合同模式”有可能使
当地部落(居民)内部产生矛盾和冲突；尤其当某一野生资源属
于两个或多个区域共同拥有时,“合同模式”则可能使单纯的
经济利益引发更大的群体冲突,从而导致更大的社会矛盾。③
就我国而言,这种“合同模式”会削弱国家对野生中药资源使
用的管制,不利于国家对药用资源的整体调控。另外,开发商为
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往往利用合同作为筹码,迫使资源供应方
提供更加低廉的价格；为了履行合同义务,供应方则不择手段
攫取资源,而这种对药用资源的过度采挖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
极大的破坏。其结果是少数人获得了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因生
态灾害造成的损失却要由国家来承担。
2 野生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困境
相对通过行使国家主权限制国外获取本国野生生物资源
而言,如何协调国内野生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这是目前大
多数国家很难处理妥当的。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由于部落(居
民)收入来源有限,他们因 arogyapaacha 商业开发而受益,生
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也因此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出现
哄抢滥挖 arogyapaacha,以致使该物种陷于濒危状态；而当政
府为了保护 arogyapaacha 而限制商业化后,该部落(居民)重
又陷入贫困。类似情况在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野生生物资源
丰富的国家大多为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居民的收入来源以及日
常生活主要依赖当地野生生物资源,若维持传统的生活方式,
一般不会对野生资源构成威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交往
愈来愈频繁,新的生活方式不断渗透进来,城市化建设加剧了
对野生生物资源生境的破坏；而社会对生物医药的巨大需求又
加大了对野生生物资源的消耗。
其实,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政府对野生生物
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都颇感棘手。尽管发达国家可以利用资金和
技术优势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而获取大量的
生物资源,但对于本国境内特有的资源,这些国家同样面临困
境。以美国黄石公园为例,在黄石公园与迪沃萨生物技术公司
签署《研究开发合作协议》之前,对辖区内生物资源勘探是免
费的。20 世纪 80 年代,Cetus 生物技术公司从美国模式菌种收
集中心(ATCC)获得了嗜热菌(thermophilus),而thermophilus是
ATCC 于 1966 年在黄石公园进行生物资源勘探发现并收集
的,Cetus 公司从中分离出多聚酶后,申请并获得了多聚酶和
PCR 专利,之后则以高达 3 亿美元的巨额价格卖给了瑞士豪夫
迈• 罗氏有限公司(Hoffman-LaRoche),Hoffman-LaRoche 公司
从后来的收益中共获益数亿美元。随着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
企业对生物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但在对黄石公园内的生物
资源进行商业化利用获益不菲并导致环境破坏的同时,作为资
源守护者的黄石公园方面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因此,尽管当
时有法律方面的障碍,但黄石公园方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奋力
争取,出于环境保护和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需要,国家高层和
法官最终还是给予认可[2]。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野生生物资源所在的区域由于经济
发展不平衡,既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又难以及时掌握充分
的市场信息。因此,在整个社会分工过程中,该区域的当地居
民只能充当廉价资源的提供者。既要改善当地的经济状况,
又要保护生态环境——这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关键问题所
在。如印度锡兰毛柄花案例就带有普遍性。而印度政府尽管
做出了种种努力,试图通过生物资源开发促进当地经济的发
展,但由于忽略了当地居民的参与而收效甚微。依赖当地资源
维持生计的原住民仍然不择手段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盗挖野
生生物资源,不仅使当地生物资源遭到破坏,也给周边的生态
环境带来影响,而政府对此也是无可奈何。有关专家分析认为,
相关法案规则过于复杂且政府官僚化严重是导致实施困难的
主要原因。
上述情况表明,无论政府出于何种目的或采取何种方式来
保护野生生物资源,如果没有相关配套的鼓励和扶持措施(如
保护和满足野生资源所在地周围人群的基本需要,为当地居民
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发展机会),那么,野生生物资源终究得不到
有效保护,并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保
护野生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所遇到的困境,联合国粮农组织曾
指出其“(问题的关键)是贫穷和社会不平等。怎么能让饥饿的
人们在生存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以
及为后代创造财富呢？”[3]
3 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 12 个国家之一,面临着发
展中国家同样的困境。为保护境内的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我
国政府自1956年建立第1个自然保护区以来,迄今全国已建立
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 2 500 个,面积超过 150 万 km2,约占陆地
国土面积的 15%。但是,我国自然保护区的面积约有 80%在西部
地区,并且有 224 个保护区位于国家标准的贫困县[4]。在自然
保护区建立以前,当地居民主要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另外还
通过采集一些野生植物、捕猎野生动物等以弥补生计。随着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采集野生植物和捕猎野生动物就非法化
了。但这些当地居民因地处偏僻,信息闭塞,又缺乏其他的生
存技能,所以,传统的耕种农业成了唯一的生存手段。随着受
保护的野生动物对当地居民农作物和房屋的破坏变得日趋严
重,而当地居民又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使当地居民的生产与消
费之间的矛盾变得尖锐,社区的贫困状况加剧。无奈之下,当
地居民只好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如偷猎、盗挖等直接从保护区
内获得资源,使保护区的生态趋于恶化。另据一项调查显示,
黑龙江省林甸县花园乡火箭村拥有一片野生中药材保护区,
曾盛产防风、黄芩、龙胆、玉竹、紫花地丁、百合等野生中
药材。但近年来由于气候的变化导致当地十年九旱,为了“农
业损失副业补”,很多农民把盗采保护区内野生中药材当作增
收的渠道。但他们从来不把刨起的土填回坑里,在这种破坏性
盗采之下,坑内残存虚根再没有重新生长的可能,导致许多野
2010 年 12 月第 17 卷第 12 期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5·

中医知识工程研究进展分析
孙 燕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关键词：中医；知识工程；中医药信息学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0.12.003
中图分类号：R2-05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5-5304(2010)12-0005-02
“知识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KE)又称为“知识
处理学”,这一概念是 E·费根鲍姆于 1977 年首先提出的,它
涉及计算机、数学、认知、人工智能、逻辑学等多门学科的研
究内容,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性学科。KE 技术已被广泛应
用于决策支持系统、专家系统、办公自动化等领域。几十年来,
中医 KE 的研究多数是围绕中医专家系统的研制而进行的,因
此,所讨论的中医 KE 的建立也是围绕专家经验的表示和推理、
知识库系统等方面进行[1-5]。但是,这些中医专家系统迄今没有
得到实际应用,主要原因是对中医现代研究阐述不足,对深层
模型研究不够。由于中医诊断经验的直觉性和个人差异,再加
上难以体现其综合运用,缺乏指导具体病例的临床诊断的综合
能力,所以已有的中医专家系统在实际应用中受到很大限制,
难以达到临床效果[6]。从技术和方法层面上分析,主要是由于
中医专家知识获取难以掌握的特点,前期专家系统方法很难体
现出来。这是由规则框架这种基于语言的知识表示方法所限制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2007BAI10B06)；北
京中医药大学 2008 年校级课题(2008X-074)
的。基于规则的知识表示只能对分类作出明晰表示,很难表示
实例与实例相对比所体现出的相似性,也难以获取中医专家的
按病例相似性来诊断的经验知识。因此,从中医整个学术领域
提炼中医知识,并探索适合中医知识的表达方法是学术界应关
注的课题。
1 研究现状
目前,在中医 KE 研究方面涉及的课题包括国家“十一五”
科技支撑计划“中医药标准规范技术体系研究”、“973”项目
“证候规范与辨证方法体系的研究”等,分别从名词术语、中
药名、证候规范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于一直以来中医存在的
多义性(如一意多词)现象,随着研究的进展,以上问题会逐步
得到解决,将为中医 KE 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对数据间关
系的知识研究,如药、效、证、症、法等之间关系的知识库建
设等,还没有纳入国家资金支持的范畴。有学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上述方面的研究,目前已初步建立了药效关系知识
库、效证关系知识库、效候关系知识库等 15 000 余条常识规
则,这些知识在“中医处方智能分析软件”研究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7-8]。KE 在中医药其他方面的研究未见相关报道。

生品种濒于绝迹[5]。
而保护区之外的野生资源其境遇更加堪忧。一项调查显示,
产于云南邱北、广南等地的一种邱北冬蕙兰,因其姿态特异且
具有香气,引起了国内外兰商的极大兴趣。有的商人为了收购
这种植物,竟然出资收购邱北等地所有山上的兰草。在利益的
诱惑下,当地农民日夜遍地采挖,不仅使邱北、广南等地自此难
寻野生兰花,也使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6]。
野生中药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中医
药行业的发展,其生态价值也极其重要,而生态、经济、社会三
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其中生态环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
基础。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有
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另外,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又
为防治污染、保护生态提供了有利条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如果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生
态失去平衡,必然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反之,如果
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注意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就可以保持良
好的生态环境,提高自然资源的再生补给能力,实现自然资源
的永续利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如何实现在利用野生中药资源的同时,又能有效地保
护野生中药资源,克服目前所遇到保护与利用不协调的困境,
这应该是今后我国野生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要实
现这一战略目标,其前提是必须加强包括管理、法制、科技、
教育及公众参与等方面的能力建设,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
实现的必要保证。
参考文献：
[1] Amit Kumar Singhal.平等分享遗传资源带来的利益[J].今日印度,
2005,62(2)：64.
[2] 沃尔特·A·里德.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利用[M].柯金良,译.北京：中国
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34－38.
[3] 新华社.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贫穷加速环境恶化[N].人民日报,
1992-06-02(3).
[4] 环境保护部.我国自然生态和农村环保处于历史最有利的发展时期[EB/OL].
http://env.people.com.cn/GB/10006067.html,2010-08-25.
[5] 周浙昆.建议将兰科植物列入国家野生植物保护名录[EB/OL].http:
//www.93yn.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70,2009-11-25.
[6]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中药资源盗采致资源危机 监管遭遇经费
难题[J].医保信息,2009,(6)：30.
(收稿日期：2010-05-11,编辑：毕俊英)